历史与文学本是两种不同的学科，它们分别表现出人类两种不同的认识形式，前者属于科学范畴，后者是艺术的范畴，而《史记》的人物传记则是他们巧妙的结合和统一。也就是说，《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司马迁既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在中外文学史上，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卓越作家的名字，往往是与他作品中的一些具体的、个性鲜明的主人公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说到曹雪芹，就会联想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釵和王熙凤；提到莎士比亚，就会联想到哈姆雷特、柔密欧、朱丽叶、麦克白、奥赛罗、李尔王；提到托尔斯泰就会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卡秋莎.玛斯洛娃。同样提到司马迁的名字，我们就会联想到项羽、刘邦、陈涉、张良、韩信、范蠡、廉颇、蔺相如、荆轲等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史记》在传记文学中所达到的这一境界，也正说明它是完全可以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的。

《史记》人物传记在描写人物上有极高的成就，在写人物时具体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法，是值得探讨的。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里透露了这样一句话：“（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者，故不著。”就是说张良这个人物与汉高祖刘邦从容不迫地谈论天下的事情，谈得很多。因为张良是辅助汉高祖刘邦定天下的人物，是当时的一位著名的谋臣，他平时和刘邦谈论天下的事很多，凡是和天下存亡没有大关系的言行，都不足以表现这个人物，所以就舍弃不录。这应该说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的一项总原则，司马迁提出这种取舍材料的方法，就在于选择那些重要的、有代表意义的话和事，只要足以代表那个人物的特点就够了。司马迁提出的这种取舍材料的方法，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功地刻画人物的一个基本方法。

这我们可以举《项羽本纪》为例。项羽是秦末反秦起义中的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性格的突出特点是勇武过人，所向无敌，为人直率磊落，不善于也不屑于使用计谋；又加以他刚愎自用，残酷暴烈，因而最终遭到了失败。作者是把它作为一个失败了的盖世英雄来加以描写和歌颂的。对于这样一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而又在八年之间，骤起骤灭的悲剧性人物，作者是抓住他生平中三件大事来表现的，一是钜鹿之战，二是鸿门之宴，三是垓下之围。项羽的一生兴于钜鹿之战，败于垓下之围，作为中间转折的是鸿门之宴。作者紧紧抓住三个重大事件作了详细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项羽主要的性格特征。“钜鹿之战”写他如何叱咤风云，勇冠三军，摧毁秦军主力，成为反秦运动中众望所归、天下注目的英雄人物。“鸿门之宴”写他坦率、天真，以“不忍”之心，轻纵了敌手，以至于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和悲剧的种子。“垓下之围”写他慷慨别姬，勇敢突围，斩将杀敌，所向披靡。后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要送他渡江，他不愿忍辱偷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不肯东渡，终于从容不迫地把头颅送给敌人，自刎而死。以这三个历史场面为主要环节组成项羽传，不但概括了项羽一生的主要经历，写出了项羽一生成败的内在、外在因素，而且生动地显示了项羽这一传奇性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表达了作者对这一英雄人物的深切同情和对他身上某些弱点的批判。

《史记》传记中对人物的描写，固然主要是描写他们的重大社会活动，靠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的，但是《史记》有时也描写了一些似乎离主要事件较远的琐事，有些描写看似闲笔，无关宏旨，但却在展示人物性格上起着重要作用。如《项羽本纪》中，一开始便写了项羽这样两件事情：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项籍即项羽，少时学文化未学好，“去”，就是离开了，又去学剑，又未学好。他的叔父项梁十分生气。项羽说，学文化记住自己的名字就足够了，而学剑呢，只能与一人相打，不值得学。要学的话，就要学习能战胜万人的方法。于是项梁便教项羽学习兵法。项羽很满意，但学得不细心认真。在《项羽本纪》中还写了另外一件事情：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以惮籍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秦始皇出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项羽在旁观看。项羽说，秦始皇的位子我是可以夺过来代替他的。项梁赶紧捂住他的嘴说：”不要胡说，这要有灭族之罪的。项梁因此很赏识项羽。项羽身长八尺多，能把很重的鼎举起来，才气过人，吴郡之地的青年都很害怕项羽。

这两段对于项羽少年时代的情的描写，并不能说是项羽故事中的主要情节，但作者还是较细致地写到了它们，因为这对了解项羽的性格是有作用的。由项羽同项梁的几句对话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粗犷、不驯的性格和少年时即已具有奇异不凡的抱负，还从对他的身材、膂力、以及少时就威慑乡里的描写中，依稀地透露出后来他作为一个西楚霸王的影子。

又如《李斯列传》写他：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在年轻时，曾在郡中当小吏，他见吏舍厕所中有老鼠吃不洁之物，当人、犬接近时不断受到惊吓；李斯到仓库中，看到老鼠吃仓库中的粮食，而且居住在宽大的屋子里，没有人犬去惊吓之忧。李斯叹息说：“人贤和不肖，就像老鼠一样就看所在的处境了！”这里，充分表现了李斯精神面目的卑污。他用老鼠自比，认为自己一生只要像仓老鼠那样所占多有就行了。这一龌龊的思想和卑污的灵魂，正与他后来虽然做了宰相，却只知道保有自己的富贵利禄，不肯坚持正义的性格是一致的。

从此可知，《史记》于人物写大事，不遗漏人物的主要事迹，但常常也有抉择地写某些小事，这对写历史来说或许并非必要，但对写人物来说，却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更个性鲜明，特别是有些细节，有助于展示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地写出人物的性格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