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作品的伟大艺术成就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人丽，马、杨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童蒙者拾其香草。”这几句话的大意是说，屈原及其追随者宋玉，他们的作品抒写怨恨感情是能使人压抑而易为感动；叙诉离别就能使人悲哀得难以忍受；在描绘山水时，能使人根据他们有声有色的描绘得到山水的形貌；在叙述季节时，能使人打开他们的文章一看就像见到当时的时令一样。因此，枚乘、贾谊就追随他的文风而写出了华丽而有文采的文章，而司马相如、杨雄沿着他们作品的趋向，就写出了不入常套的作品。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对后代人所给予的好处是很大的，是不受某一朝代限制的(即很多朝代的人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才高的人就可以从中取得鸿篇巨制的文体；心思巧妙的人就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华丽的词句；一般讽读他们作品的人也可以咀嚼、记住他们对山川的形象描写；而学童少年也可以从作品中记住草木的名称。

刘勰的这一说明，无疑是符合事实的。但作为南朝齐梁时人，他看不到屈原对后代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屈原在艺术上的最伟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地被低估了。首先是他继《诗经》以后，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我国文学开辟了另一影响深远的传统，从而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力。《诗经》和屈原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巍然矗立的高峰。但《诗经》更多地是以民歌的风格和现实主义手法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屈原的作品却更多地是以大胆的幻想和想象，诗人的文采和夸张的手法，即浪漫主义手法“衣被词人”。屈原的楚辞作品出现以后，“风”和“骚”就成为我国古人对诗歌所悬出的两个最高标准。屈原作品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开端，这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其次，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屈原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对我国诗歌艺术特色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大都也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但屈原作品却作了变化和发展。他开始把物与我、情和景开始糅合、交融起来，扩大了诗歌的境界和表现力。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比和兴，不再是简单的以某物比某物，或触物以起兴，而更多的是把物的某些特质与人的思想情感、人格和理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具有象征的意味，使情更有具体的附着和寄托。如屈原作品中，以鲜花香草，表示高洁，用高冠奇服表示超俗；用高丘求女表示追求；这就不是简单的比喻和触物起兴，而是一种象征，一种寄托和寄寓。从形象本身来看，它是虚构，是想象，从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情感来看，又完全是现实的。这就开辟了后世的所谓“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以及许多咏史、咏怀、感遇的诗篇，都是直接、间接受了屈原这种作风启发的。

楚辞体是由屈原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但楚辞体这一文体的出现，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不仅在这一文体本身，而在于它为后世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五、七言诗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古典诗歌最先成熟的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随着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发展而逐渐向前演化，最后定型于五言和七言。在从四言诗演化为五七言的过程中，屈原楚辞体诗歌和汉初的乐府诗都起了极其重要的过渡作用。屈原楚辞体诗歌一方面吸收了当时楚地的民歌俗曲的形式，而在语言句式上又是创造性的吸收和融汇战国时代新兴散文语言而产生的成果。因此，它本身虽不定型，但却是一次诗体的大解放，是破旧立新，为新的诗歌形式创造了条件。为五七言诗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具体到楚辞作品本身来说，许多词句去掉虚词，或将虚词换成实字，就符合五七言的节奏和句式。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招魂》，去掉句末语气助词“些”字，即是七言诗体。

当然啰，我认为楚辞本身就是一种新式的自由诗体，所不同的是它带有楚文化的地域色彩，如它经常使用的语气词“兮”，就相当于今天的“啊”，“呵”等语气助词，这么看来，它的更伟大的意义是开辟了后代诗歌发展的道路，不管是格律诗还是新文学的各种自由体裁的新诗，都能从它那儿找到源头，说它是衣被词人，确实是名不虚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