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战守策》的作者是苏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但他屡次被贬，曾任地方官，却使他有机会了解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是有帮助的。

在文学方面，苏轼是一个各个文学领域中都有高度成就的作家。他的诗词、赋、散文都写得很好，特别是他的词，改变了五代以来绮靡的词风，开拓了词的境界。在宋代词坛上，他和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派词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文语言流畅自然，“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是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的话），用来说明苏轼自己散文艺术的风格非常合适，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对后代影响很大。《教战守策》是苏轼在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应制科举时上给皇帝的策论的一部分，所谓“制科举”，是封建社会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考的是皇帝亲自命题的文章。苏轼认为这种应制科举的文章“言有浮于意，而意有不尽于言”（意思是说在文章中的言辞多数是一些空话，而真正要说的话，却不能在文章中说尽），因此他在应制科举的同时上《策论》25篇，向皇帝陈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苏轼当时二十四岁。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了解表面的太平景象，而不知道隐藏的危险；只能过太平日子，而不愿意受平日习武的辛劳。这种祸患即使今天不表现出来，也将在他日表现出来。现在不想出一个解决这种祸患的办法，今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

这一段是指出在太平景象后面隐藏着祸患，必须及早设法解决。这是文章的开头，下面就进一步分析这种祸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古代圣明的君主懂得武备是不可废弃的道理，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不敢忘记战备。秋冬农闲的时候，借召集人民打猎的机会来进行军事训练，教他们学习前进、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适应军乐器和旌旗的指挥，目的就是让受到训练的人民能对此感到习惯，一旦参加战争不会临时慌乱。使他们的心意适应于砍杀的战场而不害怕。因此即使有盗贼发生变乱，人民也不至于惊恐溃散。到了后来，采用了迂腐的儒生的意见，把解除军备作为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已经平定，把武器收藏起来不再使用。几十年之后，武备废弛，而人民一天一天习惯于安逸享乐的生活，一旦传来盗贼的警报，就彼此互相传播恐惧的谣言，不战而逃。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太平吗？人民舒适地生活在玩乐吃喝之中，那种尚武精神和勇气逐渐消磨，萎靡不振。由此小小的安禄山利用民众安于太平，失去勇气的那种情况乘机作乱，全国的人民都惊慌地像鸟兽一样奔窜，赶紧投降安禄山还来不及，唐王朝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自然因此而衰落了。

从“开元、天宝之际”到“固以微矣”，是以唐朝为例，说明平时不注意战备的害处。所谓“区区之禄山”，意思是说安禄山本来是不足道的，但因为在开元天宝年间，百姓习惯于太平，害怕战争，所以安史之乱竟给唐朝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从历史来看，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的种种矛盾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总爆发。安禄山起兵以后，很快就攻占了洛阳和长安，其原因也首先在于唐王朝的统治集团腐败无能，用兵不当。在战争中，各地的将士和百姓，像张巡、许远那样拼死抵抗安禄山的，却并不是少数人。但苏轼在这里并不是对安史之乱作全面的历史分析，他只是以此为例，说明在太平时不教战守，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惊慌失措，这个道理还是对的。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我曾试着论述教战守的道理：天下的安危，其道理和人体的安危是一样的。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方法，难道不无比周到吗？这些王公贵人对身体保养得越周到，平日越容易生病。至于农夫平民，终年勤劳辛苦，却没有得病。这是什么原因呢？天气和季节的变化，这是疾病发生的原因。农夫平民，酷暑时用力耕作，严寒时仍在野外劳动，他们的筋骨肌肤冒着烈日和严寒，为雨雪霜露所浸渍。但他们对于霜露雨雪都不在乎，因为这个原因严寒和酷暑不能给他们造成病害。现在王公大人生活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面，外出都是乘车，遇到刮风就穿上皮衣，遇到下雨就撑起车盖，用来防患病患的用具，没有一件是没有的。对于风雨寒暑的变化怕得太厉害，对身体保养的太过分，稍不注意，就受寒中暑了。因此善于养身的人，不能只适于安逸，还要劳动锻炼，注意平时身体的活动，使他们的身体习惯于天气冷热的变化。这样才能使身体强壮有力，经历危险而不伤身。一国的百姓也是这样。如今天下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的人骄气懒惰不能吃苦，像妇女小孩一样不曾走出内室的门。谈论起战争的事，就埋头缩颈、大腿发抖；听到盗贼的名字，掩起耳朵不愿听。做官的人也不愿谈论加强战备的事，因为这样做要增加百姓的赋税和占用农时，所以有人认为是生事扰民，这种逐渐发展的趋势不可助长。这不是对劳民的是怕的太厉害，对百姓保养得太过分吗？

本段先以人体为比喻，一个人如果习惯于风雨寒暑之变，就不容易得病；保养得太好，反而容易病倒。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说明只有平时加强战备，才能应对意外事变。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灾祸。愚昧的人看到边境上没有战争，就认为战争无从发生，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现在国家送给西夏和辽国每年的财政支出极其庞大（宋和他们订立的和约规定：每年送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送契丹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奉献给辽、西夏的财物是有限度的，而求取财物的辽、西夏，他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这个矛盾解决不了，势必一战。不是我这一方先开始进攻，就是敌人一方先开始进攻，不是和西夏作战，就是和辽作战。战争是早一点打还是迟一点打，无法预料，但总之是不可避免的。天下如果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使用，却使人民平时处于安乐之中，突然有一天要他们投身于生死决斗的战场，这样做造成的祸患必然是极会严重的。所以说：一国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能够享受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这就是我所说的最大的祸患。

这里再重复一下文章开头时提出的论断，如果说文章开头是这个结论是比较抽象的话，那么到这里就具体了。这一段是正面论述当时的形势，指出宋和辽、西夏之间，“其势必至于战”，如果看不到这种危险，还一味贪于安逸的话，将造成不测之患。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臣下想要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讲述演习兵法；百姓里头那些担任基层官职的人，把调度队伍的方法教给他们；对那些服役的百姓中防盗贼的差役，要教给他们刺杀的本领。每年年终在郡府集中，如同古代对武士的演习和考试的方法，评定胜负，有赏有罚。训练一段时间后，就要依据军法来约束、处分受到的百姓。当然会有人反对训练百姓，认为这样会引起百姓的不安；而我恰恰认为这是用来安民的方法。如果天下果真不能去兵的话，那么一旦发生战争，将把那些没有训练过的人民去是去参加战斗。无故而动民，百姓虽有一定的恐慌，但比起一旦驱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的危险相比，又怎么样呢？

这一段正面提出“教战守”的主张，并且反驳那种认为教战守是无故动民的论点。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现在国家的禁军，骄纵豪横，有一点不满足，就怨气冲天，对下欺压百姓，对上要挟上级，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心里认为天下能打仗的只有自己。如果让平民都熟悉军事，禁军知道还有自己的对手，就能够破除禁军们奸诈的想法，挫败他们的骄横之气。平民皆习于兵的好处和专用禁军的害处，其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白吗？

这一段说，教战守的方法，还有利于压制禁军的骄豪之气，这样做是十分有利的。

《教战守策》这篇文章是针对宋朝武备废弛，民不治兵，兵不能战的情况而写的。宋朝的军制、军队主要有“禁兵”、“厢兵”、“乡兵”三种。禁兵是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军队，士兵招募而得，当兵的为终身职业，因此“将骄士堕，徒耗国用”。厢兵是地方的驻军，其中壮勇者都以被选送给禁军，剩下的士兵只能是“给役而已”，这就是“兵不能战”，乡兵是选自户籍，在乡里防守的民兵，宋仁宗时也多废弛，并没有认真的训练，这就是“民不知兵”。由于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宋在抵御辽和西夏的侵扰中软弱无力，屈辱妥协，每年需要给辽和西夏大量的财物。苏轼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教战守”，“使平民皆习于兵”，这是“教战守策》的主要内容。

苏轼提出的这种“教战守”的主张，就是古代所谓“寓兵于农”的办法，在宋仁宗时，有不少人提出类似主张，比如治平元年，宰相韩琦认为：“籍民为兵，数虽多而赡至薄，一时不无小扰，终成长利。”认为这样既可加强边防，又可节省国家军饷。宋仁宗接受了这些建议，在陕西等地三丁选一，组成“乡弓手”，按时进行军事训练，但也有反对这种做法的。如司马光就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些乡弓手在训练时旗号鲜明，进退有节，似乎真能打仗，但那只是演习而已，真正遇到敌人，就瓦解星散。而且，农民本来要负担正规军的军饷，现在又三丁抽一去充当乡弓手，（以上见《宋史.兵志》)这两种主张哪一种对呢：司马光指出设置乡兵的弊病，苏轼等人是注意到了的。苏轼文章中也说这样做是“动民”，但是，他们认为加强乡兵，一可巩固边防，二可节省军费，所以是利大于弊，这个道理，应该说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宋朝养兵数十万，却毫无战斗力；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每次都以屈辱投降告终，其根本原因是北宋朝廷政治的腐败，即使加强乡兵，重视战守，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样“教战守”的主张实行起来就不可能体现其“利”，而只剩下其“弊”了。这种“教战守”的办法和后来王安石变法实行的“保甲制”（也包含抽调农民进行军事训练的内容），在经济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政治上给农民套上了又一层枷锁。在宋仁宗元丰年间，那些保丁们因不堪压迫，曾发生过多次起义，这些问题，牵涉到北宋王朝的根本制度，就不是苏轼所能解决了的。

注释：

1.豢:(huàn)安养
2.刈:(yì)
3.钝眊:(mào)迟钝，昏聩
4.微:衰弱
5.平居:平日，平素
6.渍:浸泡
7狎:亲近
8毒:危害
9.重屋:重檐的高屋
10.袭裘:加穿皮衣
11.御盖:用伞。盖，伞
12.狃:习惯
13.出身:投入，献身
14.行阵:军队
15.节:节度
16.挠:扰乱，阻挠
17.陵压:欺压
18.明:明白
此篇不见于原本古文观止。校以四部丛刊影宋版《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七。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