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司马迁为殷末隐者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和叔齐写作的传记，选自司马迁《史记》的“列传”部分，是七十篇列传的第一篇。文章记叙了伯夷和叔齐让国不贪以及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的事迹，作者极力赞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作者诸多的感慨。

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对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给予肯定。司马迁“考信于六艺”，认为上古时期实行禅让制，尧将逊位，让位于虞舜，舜、禹登位以前都得到四方诸侯之长，九州行政长官的推荐，自身也在一定的职位上掌握政务，经过数十年的考验，才授以管理天下的重任。司马迁对这种产生领导人的方式，极为推崇。更想不到的是尧欲让天下给许由，许由竟然不受，，逃隐于颍水之阳的箕山（今河南登封县南）隐居；夏王朝时隐士有卞随、务光，传说汤要让天下给他们，他们不受，投水而死。作者去过箕山，上面盖有许由的坟墓。孔子排列论述古代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等人，但根据司马迁所知道的，许由、务光仁义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但有关他们的文辞多是概略的记载。这是什么原因呢？司马迁为此很困惑，他希望能够在文献上多看到他们的详细的事迹，可是文献的资料太有限了。

第二段，叙述伯夷、叔齐的事迹。孔子说：“伯夷、叔齐二人不记旧仇，因此很少有怨言。”又说：“追求仁而得到了仁，还有什么怨言呢？”但司马迁看到伯夷兄弟二人作的《采薇》一诗，这诗并未收在《诗经》中，诗中有怨气，与孔子的这段评语并不一致。因为司马迁见过他们的《传》。伯夷、叔齐的父亲是孤竹国的君主，国君欲立叔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国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任命的。”不肯接受，伯夷也不肯接受。国人立了伯夷与叔齐中间的老二为国君。于是，伯夷、叔齐听说西方诸侯之长姬昌（即周文王）能善待老人，因此一起去投奔他。到了那里，姬昌死了，武王车载木牌制作的灵位，并尊称他为文王，带领军队向东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拦住了武王的马劝谏道：“父亲死了不葬，却要掀起战争，能够算是孝顺吗？以臣杀君，能够算是仁吗？”武王身旁的人要杀了他们，姜太公说：“这两个人是仁义的人。”搀扶他们离开了。武王平定了殷商后，天下诸侯都尊奉服从周室，而伯夷、叔齐却为此感到羞耻，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他们采野菜充饥，作有《采薇》一歌，其歌辞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咀兮，命之衰矣！”在这首歌里，表达了他们坚持反对“以暴易暴”的战争，表达了对神农、虞、夏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怀念。伯夷、叔齐最后一起饿死于首阳山。由此看来，他们并不像孔子说的那样，心中还是有怨言的。

第三段，抨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罚罪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文章借助伯夷、叔齐的善行，和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好人未有好报。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勤学近仁，然而生活贫困，以致早夭，但是盗跖横行天下，每天都有无辜的人被他杀掉，但却能够以寿终，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又比如到近世，那些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恶人却终身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那些小心谨慎，处事公正的善良的人遭遇灾祸的却不可胜数。作者在此对天道与人事相背离的现实，发出了无限的感慨。

第四段，感叹青史留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慨叹之余，作者引用孔子的话：“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些善良的人们与那些恶人们的信仰不同，还是各从其志吧。在此，作者肯定了伯夷、叔齐对自己理想的坚守。然后，又借从孔子的名言表明自己的志向。如“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如松柏之后凋”。正因为举世混浊不堪，才更能看到清高之士卓然不群。是啊，人各有所追求，正如贾谊所说：“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但是成名之路也并非平坦，伯夷、叔齐虽然是贤人，但因为得到了孔子的称赞，其名声为大家所认知；颜回好学，是因为他是孔子的弟子而闻名，但如果是普通百姓，虽然也有修养道德、磨砺行为的高洁之人，如果没有名望地位及高的人的推崇，恐怕更多的是湮没无闻的无名英雄了。

《史记》在本纪中描述性的记载五帝和夏朝，商朝呢，只写了《伯夷列传》，而且把他们放在列传之首，应该具有特殊的含义，而不仅仅限于时间顺序的罗列。

司马迁认为坐王位的人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他应该是有声望的人，应表扬的好人，最好的人才坐王位，造成大家向善的风气。如果以此标准来看，那么绝大多数的帝王都是不合格的。

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名为伯夷、叔齐写传，实质曲折隐晦地阐发自己的“一家之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仁义思想，反对“以暴易暴”；二、公正思想，吁求公道与正义；三、“不朽”思想，泰然处世，追求人生的不朽。

因此，司马迁在伯夷、叔齐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一、谦让，面对着国君的位置，他们让国不贪；二、兄弟和睦。（历史上为了王位，手足相残的事情还少吗？）三、反对以暴易暴；四、坚持自我。

对于这样为价值观而不惜以命相许的先人，司马迁是有足够的敬意，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本文以伯夷、叔齐的遭遇揭露了恶人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而好人饿死早卒，遭遇灾祸，是非颠倒，善恶反悖的黑暗社会现实。

全篇以议论代叙事，以孔子为主，许由、务光、颜回作陪，杂经引传，议论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迹，只在中间一顿而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名为传纪，实质传论。前人认为是《列传》的变体，文章之绝唱。

附录：《伯夷列传》 汉：司马迁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

    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