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嘉佑二年（1057）苏轼二十岁考进士的试卷文字。主考官欧阳修以他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人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说明古代圣王（周穆王以上）赏而咏歌、罚而哀矜，其核心价值就是“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的仁政思想。并把这作为本文的立论，意味深长，振起全篇。儒家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符合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作为科举制度考试，苏轼扣紧题目谋篇布局。

第二段，举史例，说明圣人尧“罚疑从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忠厚之至处。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对刑法互相制约的例证。实际所引事例出于《礼记.文王世子》周公与有司的对话：

有司沥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之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囿，不对走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

苏轼在临考试将周公的事误记为尧的事了。当苏轼拜见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时，欧阳修问及“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出处，苏轼笑道：“想当然耳。”欧阳修因其才高，也不介意，一笑了之。

第三段，说明奖赏可以过分，惩罚不可以过分的道理。因为奖赏可以过分，是出于仁爱之心，不失为颁奖者本人是一个君子，而惩罚不可以过分，应为惩罚太重，容易伤及无辜，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可不是君子的做法。

第四段，论述先王“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文章论述了“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的道理。奖赏不能以高官厚禄作为赏赐，因为爵禄，涉及子孙，天下的善事，当然应该奖赏，动辄奖赏爵禄，能有这么多的爵禄来奖赏吗？所以看来对好事还是以表扬为主，当然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而对于刀锯这样的严刑、酷刑还是尽量少用。虽然天下的恶事也是数不胜数，酷刑并不能解决人们犯罪问题，只有推行仁政，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才是预防犯罪的正道，才能算是忠厚之至。只有刑赏忠厚之至，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第五段，说明君子时其喜怒，无失乎仁，亦忠厚之至也。

君子和常人一样，当然有其喜怒，但他的所作所为，都从仁爱的角度出发。《春秋》的要义，是在立法从严，而责人从宽，用他的褒贬来制定赏罚，同样体现了忠厚之至的精神。

这是一篇策论，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即论述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侧重于考核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篇文章是考卷，但并不像众多考卷那样，四平八稳，多平庸之作。作者思考的问题相当深刻，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枯燥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声有色。即使是在平常时刻，月白风清，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区区六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

从内容来看，本文是苏轼分析刑罚与奖赏如何才能达到忠厚之至的一篇策论，用现代话来说，也就是论法的精神。本文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限，“仁可过，又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楚透彻，在区区六百言中。

作者围绕一“疑”字，论证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在现代法治精神中，疑罪从无，已赫然写入法律条文。而苏轼在本文中指出“罚疑从去，罪疑惟轻”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精神的理念相通。苏轼的这篇策论，读起来至今仍令我们激动，而它令我们激动的原因，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

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人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同时借《尚书》、《诗经》中的名言和《春秋》中的要义，丰富了文章的内涵，增强了文章的气势。整篇文章构思精巧，章法严密，说理透彻，写作技巧是很高明的，值得我们借鉴。

最近内蒙古的呼格冤案，经过社会各界的呼吁，终于得到平反。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发现一名女尸去报案，却遭到诬陷，尽管此案疑点重重，但61天后，这位青年却被判处死刑。而多年以后，一个杀人真凶浮出水面，在他交代的杀人案中，就有这样一件强奸杀人案，但是即使如此，这位屈死青年的平反却遭到了重重阻力，因为当初制造冤案的那群人早已立功受奖，身居要津。重读近一千年苏轼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此事而论，真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比苏轼那个时代进步了多少。苏轼提出的法治精神，“罚疑从去，罪疑惟轻”哪怕在这些办案人员心中，有一丝对法律的敬畏，这样的冤案也不会形成。如今这件冤案已经浮出水面，但愿那些制造冤案的人，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无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也无以惊醒后来的执法者。但愿制造冤案的人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才能证明我们这个社会真正走上了法治的轨道。

附录：《刑赏忠厚之至》 北宋：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⑴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

　　⑵欢休：和善也。

　　⑶惨戚：悲哀也。

　　⑷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⑸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⑹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⑺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⑻士：狱官也。

　　⑼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

　　⑽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⑾方命：逆名也。

　　⑿圯族：犹言败类也。

　　⒀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

　　⒁祉：犹喜也。

　　⒂遄：速也。

　　⒃沮：止也。

　　【作者介绍】

　　（1037—1101）北宋文学家。眉州眉山人。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曾于宋神宗时，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放。苏轼先后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而后以诗“诽谤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其诗、词、书、画、文章均为一时之冠。散文方面，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在北宋与欧阳修同居首列；诗歌方面，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实黄不及苏；北宋词家，苏居前列，与南宋辛弃疾合称“苏辛”，同为豪放派两大家；苏东坡的书法为北宋“苏黄米蔡”四家之首；绘画方面，“苏米”同列，而米芾奉苏轼为师。苏东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天才，在人类文化史上，也是名列前茅。

　　【题解】

　　本文是苏轼分析刑与赏如何才能达到忠厚之极的一篇策论。作者围绕儒家经典中的一“疑”字，论证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此文以详切的说理，使经典之旨与作者之论相得益彰。

　　【译文】

　　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深爱人民、关切人民，又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过去而开展一个新生活。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在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里都可见到。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但是，周穆王还是吩咐臣子吕侯，告诫他谨慎地使用刑法。他的说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

　　尧帝当政之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有一次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帝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的人。”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麼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有疑点，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於刀锯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於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於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君子如果愤怒，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奇异的法术吗？他不过是恰当适时地应喜则喜，应怒则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在严厉，责人贵在宽厚。根据它褒奖和贬责的大意来制定赏罚，这也是忠厚之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