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的戒指
我的额头长了块灰色的胎记,听人说用金子擦擦就能去掉。在我们顾庄,只有在县城当工人的天增家有金戒指,母亲就拉着我的手去求天增的媳妇李婶。
李婶将戒指从手指上捋下来,母亲小心翼翼地接过,用戒指在我的胎记上不停地擦着,嘴里还哼唱着:“金子金子擦擦,胎记胎记搬家。”直到胎记处被擦得火烧火燎般地痛,母亲才将
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和李婶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着。
母亲回到家里还没做好午饭,李婶就风风火火地跑过来说:“大嫂,戒指还用不用?不用就还给我。”

母亲惊愕得瞪圆了双眼,端着面瓢的手也在不停地哆嗦着,颤着声说:“我把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了,你没有看到?”
李婶涨红着脸说:“沙发上没有戒指。”

母亲将面瓢放在案板上,向外面跑去,李婶急忙跟了上去。母亲和李婶将沙发抬到院子里,将屋子角角落落找遍了,也没有见戒指的影子。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絮絮叨叨地说,我明明
将戒指放在了沙发扶手上,它没长翅膀,不会飞走啊!是鸡叼了?是狗衔了?
李婶冷冷地说:“这戒指是天增在大桥商店买的,六十块,我干一年农活也分不到六十块。”
母亲是一步三挪回到家里的,母亲回到家就将疲惫不堪的身子放到床上,破天荒地没做晚饭,夜里和父亲絮絮叨叨说了一夜。
天刚蒙蒙亮,母亲和父亲起了床。在他们的苦苦哀求下,大队支书同意父母在窑厂干活儿。
放学后,我常常跑到窑厂看父母干活儿。母亲背着七八块砖或砖胚子,身子弯成一张弓。在1976年的冬天,我最不忍看的就是母亲洗手了。母亲粗糙的手背上疤痕累累,皴裂的大口子里
凝结着暗红的血痂,母亲洗手时常疼得脸上冒汗。

父母在窑厂忙活了一个冬天,终于凑够了六十块钱。当母亲将血汗钱捧给李婶时,李婶双眼湿润了:“嫂子,我知道你家困难,这钱留着过年吧!”母亲笑着说:“大妹子,我就不跑到
县城给你买戒指了,麻烦天增兄弟买吧!”
还了李婶六十块钱后,深受感动的李婶求着母亲和她拜了干姐妹。李婶搬家到县城时,还将笨重破旧的沙发送给了我们。

弹指间二十年过去了,我家也像全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里新置了真皮沙发,李婶送的旧沙发只能当劈柴烧锅了。揭开沙发坐垫,撕掉破破烂烂的绒布,我看到一枚戒指羞涩
地缩在沙发角落里。

听到我的惊叫声,母亲蹒跚着走过来,双手捧着戒指,禁不住老泪纵横,她又想起了那艰辛的1976年。
妻子夺过戒指,利索地戴在手上,一脸的兴奋:“好大的一枚戒指,值一两千块钱吧!我也戴上戒指了。”
母亲用双手捧着妻子的手说:“这戒指样式过时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母亲说着就从妻子手上捋下戒指。家里才盖罢楼房,哪还有钱买戒指?妻子的脸阴得能挤出水来。

夜里,我已经睡下,母亲将我从床上唤起来,吞吞吐吐的说:“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我不满地嘟哝道,什么事不能等到明天商量?
母亲小心翼翼地说:“是这样的,现在都实行火葬了,我想把棺木卖掉。”

在母亲的坚持下,上好的棺木被人买走了。
后来,我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进了趟县城,她将尘封了二十年的戒指还给了李婶,并坚持着只要回六十块钱。

母亲还兑现诺言,给她的儿媳买了一枚闪光的戒指。
中华美德
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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