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的时候，所有的开发力量都放在2千门交换机的开发上。只有李一男在考虑万门机的方案。李一男招了我和余厚林两个人，我负责万门机的软件，余负责硬件。余厚林和我年纪差不多，是从武汉一个研究所过来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硬件工程师。我清楚地记得李一男第一次召集我们开会的情景。李一男是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5岁就上了大学。那一年刚研究生毕业，22岁，比我们俩小10岁。大概是他头一回当领导召集开会，在给我们俩讲话的时候有点紧张。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好像有气无力的样子，要很注意才听得清楚。他说话的时候，手还有点发抖。后来，他的官越当越大，领导的人越来越多，口才也就越来越好了。虽然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神很厉害。从此以后，李一男在华为的时候就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当万门机项目经理，我是万门机软件项目经理；他当交换机业务部总经理，我是交换机业务部的副总工程师；他当中研部总裁时，我是数据通信业务部总监；他当公司常务副总裁时，我是公司执行副总裁。在94－95年间，我们还同住一个宿舍。

    由于开发人力紧张，我们在做万门机方案的同时，也被安排参加2千门交换机的开发。我在2千门交换机里担任了单板软件项目经理，开发了主节点软件。当时2千门交换机开发人员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最小的唐新兵只有19岁，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只有我和杨汉超年纪比较大了。不过大家在一起开发合作还是非常融洽。

    在开发C&C08的三年日子，是我在华为过的最开心，最充实，最难忘的日子，尽管那段时间是条件最艰难的，最没钱的。大部分的华为人都在公司周围租住在农民房里，周围的南园村，南新村的房子租金因此不断上涨。我住的宿舍里除了一张床，就没有什么了。任总把公司打造成像一个家。公司食堂的早，中，晚饭菜都很丰盛，晚上9点后还有宵夜，周末也是如此。公司里还有洗澡和看电视的地方。在公司大厅还有一个乒乓球桌可以打球。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公司里。公司还给每个人买了床垫。任总说，你们开发人员搞累了，随时可以躺在地上休息一会。有时候加班晚了，就睡在公司。这实际是公司对开发人员的关怀。后来外界有人指责华为公司的“床垫文化”是华为强迫员工加班，实际上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

    我非常喜欢华为那时候的开发氛围，和我在学校的开发习惯相同。开发人员上下班不用打卡，完成任务就行。我们常常是晚上搞得很晚，早上睡到11，12点才起来，吃了中饭接着干。那时候大家目标明确，就是尽快把交换机搞出来。为此大家加班加点，半夜2，3点钟才回去是常有的事。那时的加班也没有人强迫，都是大家自觉自愿的。任总经常到开发组来，和大家聊天，有时晚上还请我们去吃宵夜。任总真是一个很好的鼓动家，每次听他讲话都搞得我热血沸腾的。那是支撑我在华为干下去的精神力量。物质力量是每个月都上涨的工资。他也在给我们压力，他说，搞交换机的钱都是高利息借来的，如果搞不成功的话，他第一个从五楼跳下去。

    那时候的任总虽然压力很大，但脾气还没以后那么大，很少看到他发脾气骂人。他还常常拍郑宝用的马屁，在会上会下说：“阿宝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亲切地称呼李一男为“红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