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宁夏一厅级干部近日在北京一酒店内割腕自杀后，23日，现年57岁的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务副、党组书记孙启明主任在家中阳台晨练时坠楼身亡，这是近一个月内见诸公开报道的第六起官员自杀事件（25日河南商报）。此前，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兰州市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接连自杀身亡。这些事件发生后，官员所在政府要么对死因三缄其口，要么自说自话。真相变得扑朔迷离。由此引发了公众对官场生态以及案后黑幕的关注、忧虑与质疑。   　　

近几年来，内地官员自杀身亡的事件频频见诸报端。自杀的手段不一而足，自杀原因芜杂纷繁。很少政府部门及时向公众解疑释惑，就算媒体穷追猛打，也很难获知真相。以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自杀为例。从11月26日案发，27日邵阳市委宣传部提供消息说，杨宽生系精神抑郁自杀身亡。在“抑郁说”遭到家属和公众的质疑后，市县两级政府就没再对事件进行正面回应。并且死者的遗书、手机等遗物，对家属和媒体都成了神秘之物。一方面定性抑郁自杀，一方面却因“正常工作需要”调整了书记、市长的工作。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疑释惑，也太低估公众的智商了吧。见过巧合的，却没见过这么巧合的。在政府新闻发布已成机制的今天，武冈市将一个副市长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作为密级信息封锁，实在让人大为不解大跌眼镜。

官员自杀了，真相却被他杀。既然真相玩起了躲猫猫，你就别怪猜测和传闻在大街上裸奔。因为握有公权力的官员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代表着政府及其部门的形象，发生在其身上的非正常事件，不仅仅是个人的举动，更内涵着行政行为因素。公众有知情的诉求，政府部门也应该让公众获得充分的知情权。五花八门的猜测和传闻不仅仅只对自杀者不利，也有损政府的公信力。

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是社会地位和待遇保障最有优厚的一个阶层，没有一般老百姓面临的衣食住行等各种生活难题。因此公众对自杀官员的第一反映往往是“畏罪自杀”。而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自杀官员是因涉及贪腐大案，担心受到惩处而选择自杀。如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后，官方调查后公布宋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今年4月自杀于家中的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自杀前曾因为经济受贿问题接受调查。江西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则被认为与“江南商贸城”案有关，并且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两性关係。哈尔滨市副市长朱胜文因涉哈尔滨国贸城案被逮捕，在办理保外就医过程中，跳楼自杀身亡。

当然，并不是所有自杀官员都涉嫌贪腐，不少官员自杀源于精神抑郁，比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之后，震区多位官员自杀，包括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平武县移民办主任罗世斌、绵阳市政府办处长何宗华等等。有的则是由于无法适应官场的“潜规则”，对一些游戏规则、工作方式不适应，比如安徽固镇县财政局长殷勇跳楼身亡留有下的遗书，就赫然写道：“身体状况很差，不能胜任工作，有很大压力，已经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特选择离去”等内容。

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官员无论是何种方式自杀甚至“被自杀”，都应该让公众获得充分的知情权，唯如此才能平息质疑。因为隐瞒官员自杀真相，比官员自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