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古书院几乎已损毁殆尽，有的连遗迹都无处可寻。当然，这不能说是谁的错。历史的大浪推卷着时代前行，书院自唐宋始，没落于清光绪年间，一个被官方和民间同时遗弃了的教育形式，自然会被浪潮卷没，可是那些遗迹怎么也湮灭了呢？让我在今日长治的经纬图内，寻寻觅觅，这么地艰难。

是来寻找古桥的，又一次来到了雄山。

雄山的翠碧苍虬，自不待言。站在雄山上，东望是壶关的山脉连绵，西望是长子的山水相间，南望是高平陵川的阡陌井然，北望，这北望嘛，就说到了重点，北望是长治，不，是潞安府、潞州、上党郡啊，雄山就是上党郡的前案。从风水上来讲，长治有靠背，有扶手，即太行山和太岳山，又有案山，即雄山，藏风聚气，好一片吉地。

从荫城古镇往南，驱车数里，便到雄山脚下，沿山间小路盘桓向上，就到了先师庙下。

雄山确有古桥一座，就在先师庙前台阶下。雄山的桥很有古意，雄山的绿很浓重，不是第一次来了，却唯有这一次，感觉到雄山吹来的古风还夹杂着历史维度上传来的朗朗书声。

雄山是有书院的，官方赐名“雄山书院”，也曾用“秋谷书院”，但是人们还是认可这个雄山书院，一直到它从历史深处消寂了足音。

上党之地，唐之后是北宋，北宋灭归金，之后元灭了金。元朝时候，潞州有位学正名叫李遹，他存留于世有一篇文章《雄山书院记》。学正，在元朝时候就是一州的学官，执行学规，考核训导，隶属于国子监，约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的教育局长。《雄山书院记》对雄山书院的由来、纷争、归属、及重修都有详细记述。李遹能写此文，相比现在的官员，他还算是称职的，而且是在其位谋其政。细读此文，那从古而来的书声越发地清晰。

文首有一句话很重要，必须先行列示：“上党，古岩邑，直据太行。其土丰而沃，其俗俭以勤，有陶唐氏遗风余韵。”读此，人微醺。

山之阴的荫城有上党郡最早的乡校，当时的人们选了明亮而不生草木的地方建起了校舍，又把山阴的田地所得作为师生们的资费。到了北宋时，把当时所存的学宫改成了馆舍，在这里行乡饮宾射（<</SPAN>吕氏春秋>认为是古时乡人因时而聚会，在举行射礼之前的宴饮仪式。周代时，以致仕之卿大夫为乡饮酒礼的主持人，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人。汉以后郡县往于学校中行其礼，皇帝则于辟雍中行之）之礼，一时间学者云集，决策取科，连中数十人。到了靖康年间，居民们建起了黄帝、岱泰二仙、五龙等庙，加上先前就有的先师祠，共五庙，当时田地所得租金除了供庙宇祭祀外，剩余的都馈赠给馆舍。

时间到了泰定乙丑年（即1325年）时，住在庙里的僧人就想把山阴的学田据为己有，荫城当时有个儒士名叫李桓，他和志同道合的人，掇瓦砾，披荆棘，支颐剔蠹，兴废补弊，建起了五间馆殿，七间东西庑殿，南房五间作为学舍，招揽有德之人来当老师，又雇人开垦田地作学费，打破了僧人们的图谋。

李桓临终时，放心不下他建起的学校，就把后事托给了同宗族的李馨，他认为只有李馨能绍其统以张其宗。

至元戊寅年（即1338年）时，荫城有一伙恶霸，勾结官吏，侵占学田，砍伐树木，谁也不敢声张，这样的情况持续了15年。李馨为此几番上诉郡县，均无人管（哎，当官不理民事，哪朝哪代都有哇）。

1352年时，徐寿辉的红巾军一时猖獗，元朝廷要出师征讨，征募智谋之士，李馨参了军，投入内台治书侍御史李孟豳账下，这才道出自己乡学之事，李御史就修书一封送回荫城，李馨又投书于礼部尚书王致道，王致道题了榜额“雄山书院”，这时曲沃人刘仲殷接任潞州知州，甫到任，先抓的就是学校，李御史的修书、王尚书的榜额都到了，荫城的儒生李健也将侵占学田的事告到了州府衙门，几个因素一结合，于是刘知州将不良之徒绳之以法，追回土地200多亩，粮食360石，树木数万株，在庙的一侧买了4亩地，用追回的资产创建书院。至此，雄山书院正式面世。

从《雄山书院记》里可以知道，雄山书院的历史很早，宋朝之前就有，现在官方认定书院的创立年代是北宋靖康年间，依据是《明一统志》，但我认为学正李遹在此文用“创建书院”，那么应该就是元朝至正年间创建，如果宋朝便有，他会用“重建书院”，至于书院的前身，我认为汉朝就有，因为李遹都无法确知这个乡校的创始年代，只是含糊了一句“汉唐以来号称山西邹鲁之蒙峄也”，之后又用李桓之话说出“田以赡学，历百千年”，元朝往前推千年，恰好是汉朝。《明一统志》载创自宋靖康年间不一定对，而李遹是元朝的官员，比《明一统志》成书年代要早，应该采信李遹的说法。

书院于1353年7月动工，1354年3月竣工。先后延请过宋子明、李海南等进士做老师，当时就出现了一地之盛况，到书院就学的有百十人，洋洋济济，时人始知富礼乐而户诗书矣！雄山书院的创立，桓也倡之，馨也成之，李氏经营，人经两辈，教化泽被了乡里，是收人心于分裂溃散之余，夺吞食于朵颐垂涎之际，为之艰成之难啊！

之后，书院就迎来了它的全盛期。这时雄山迎来了潞州三个最有学问的先贤，时人称之为雄山三老。

三老之一为李惟馨，字庭芳，荫城人，他是韩王元嘉的后代，李元嘉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一子，曾做潞州刺史。李惟馨曾经被元相脱脱延为幕僚，给脱脱献言献策，为元朝镇压红巾军平定山西立下汗马功劳，官累升到兵部尚书，明太祖闻其名，曾经征召参与制定国策，明朝初定后，就以老病辞官，回归故里。

写到这里，有个疑问，《雄山书院记》中提到一个李馨，各种版本的典籍关于雄山书院，说到的是李惟馨，有人说李馨就是李惟馨，那么，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李馨没查到生卒年，李惟馨大约为1328-1389年。李馨早年游宦在外，曾参军，投入治书侍御史李孟豳麾下，1352年时李馨正丁父艰在家执教，李惟馨早年南游楚越，北入燕京，曾为脱脱幕僚，后在察罕贴木儿麾下，1350年曾回乡为父服丧，旧志并无李馨记载，关于李惟馨的记载中，言明曾请礼部榜书。以此来推敲，我认为李馨与李惟馨就是同一个人，元朝学正李遹谈到他的时候，或许是遗文中少了一个字，也或许是李惟馨曾为元朝遗老，受明太祖诏入朝的时候，改为李惟馨，也未可知。

三老之二为杜斅，字政道，壶关人，曾任潞城教谕（相当于现潞城教育局长），明太祖非常器重他，召杜斅入朝时，还下敕一道：“今尔博学君子，齿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余，则策杖来朝。果可作为，加以显爵，与朕同游。”可见杜斅的声望，后官拜四辅官、太子宾客，以老病辞归。

三老之三为董诚，字友道，东火人，守法奉公，僚属敬惮，官累至户部尚书。

这三人在雄山结社，吟诗唱和，远离朝廷政事，不管世间闲事，抛开功名利禄，好生惬意。

李惟馨当年在雄山还建有可己堂、知非斋、万松亭，时人皆有吟咏。万历年间，这些亭阁已经塌废，当然今日也就无遗迹可寻。但是徜徉在古籍中，还是能窥知雄山三老的雅趣。曾任元朝礼部尚书的牛谅，写下一首《万松亭赠李庭芳》（古人称呼自己敬重的人，只称呼字，不称呼名）：

花落泉香绕涧，鹤归云散春空。

童子坐拥书卷，先生卧听松风。

这首诗里，花、泉、涧、鹤、书、松、风，每一样都有着着属于文士的雅意，让人深深地向往之。

今日我们在雄山，眼前只有一座先师庙。

先师庙庙院已破败，唯有正殿被有识之士重新修缮过，殿前有水井， 三米深，水质清冽，冬不涸夏不溢，井下应该有泉水，而古人提到的泉水，是指这一井吗？西厢房已坍塌，东厢房临近坍塌，只有窗台上的压窗石精致而玲珑地诉说着旧日的风光，山门业已破败，门柱间有一块残存石碑，只能看见“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的字样，后查资料，知道那是一块先师殿碑，言明是唐李宗室有人出家得道，死后乡贡至尊为先师。这块碑文证明了先师祠的建造年代和原因，以及敬奉之人。如果李馨就是李惟馨，李桓又和李馨是宗人，那么李桓和李馨也同是韩王元嘉的后代了，雄山之上，即是皇室李家的书院，也是李氏家族祭祀的地方。

先师庙的东侧有一明代遗构，有人说是古戏台，我仔细琢磨，它似戏台又非戏台，它应该是当年所建四庙其中之一。

庙的东边百米远的地方，有个村庄，叫圣井背，圣井在庙中，山阴为背，名称大概来源于此吧。圣井背遗留有好几个院落，面对着庙宇有一座门楼，也破败，院落皆在石筑的高台之上，目前残留的石刻都很精致，飞禽走兽，栩栩如生，从房屋的屋脊来看，也属明代遗构。

《雄山书院记》里谈到书院建成后的规模：庙侧市地四亩，创建书院，为明伦堂三楹以居主善，东西斋各五楹以寓生徒，堂之背为屋三楹以祀先贤，南为楼门以通来往。这个记载与现在圣井背的位置和规模是相符的。应该断定为圣井背遗留的这些破败建筑即雄山书院旧址。

书院早就塌废了，清朝顺治年间曾任长治县知县的于公允，曾写下一首《游雄山感》：

巉岩会构司空宅，断碣难寻学士堂。

眼底名山咫尺在，休教寂寞挺孤芳。

我们和他一样，今日只能看见断壁残垣，一片荒凉，目所及处，都是时光的雕痕，我们纵是有万千怀想，也只能和于公允一样“休教寂寞挺孤芳”，想想那个历经了两个朝代的有经纬宏图的人物，他曾经有个竹子做的手杖，名叫始终，他以此为标志，结交下许多当时的耆宿，他回雄山养老时，众多文人黑客皆吟诗作赋相送于他，这些诗文当时辑为一册，曾为国子祭酒的陶凯还作了《送李庭芳还山西序》。那个手杖可不比一般风物，那是品格和风骨的见证。也正是有了这个始终交杖，我们才可以在历史中看得到雄山书院的巍巍身影，听得到几百年前的朗朗书声。

任何事物都脱不开历史的大背景，雄山书院也是如此。元朝时，把书院定为官学，元世祖曾下令多建书院，尤其鼓励私人建书院，后来脱脱为相后，恢复科举制度，这些都为雄山书院的创建或者说修复提供了现实环境。雄山书院又因为有着李惟馨、杜斅、董诚这样的名宿，他们的声望和才识为雄山书院的鼎盛奠定了人文基础，因此雄山书院以一个乡校的起始，声名大噪，以至于各种典籍都有辑录。而它的衰败同时也由大环境铸就，明朝曾四次禁毁书院，第一次在嘉靖16年即1537年，第二次是在嘉靖17年即1538年，第三次是在万历七年，即1579年，第四次是在天启五年，即1625年，自然雄山书院的毁禁应该是在前两次，第一次嘉靖下令毁私创书院，第二次“申毁天下书院”，到万历时，也只能是“遗址犹仿佛可寻，而田与松不知所主矣”（见万历版《潞安府志》）。

雄山书院的创建自有它的意义所在。李桓临终曾对李馨说：“非为己谋，将以诱掖后学，抵排异类，使吾乡之民复唐虞、三代之俗，以由孔孟大中至正之道也。”前面还提过，其地有陶唐遗风，书院所建旨在复陶唐遗风。那么，什么是陶唐遗风呢？陶唐指的是远古的尧帝，尧，先封于陶后徙于唐，又称陶唐氏，尧测天象、定历法、治洪水、严刑法，推行了禅让制，其时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这样的世界就是大家所要的清平世界，上党之地是有过这样的安宁的，后来战乱四起，民不聊生，而雄山书院的创建人，建书院，行教化，由此及彼，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生存世界，其念不可以说不宏丽，其想不可以说不伟大啊。

万历版《潞安府志》关于书院的记载有一句话，让我玩味不已：“右书院虽废必录，崇正学也。亦悲夫！踵之者，无其人，而慨佛老之徒之居之盛，世俗所重，在彼不在此也。”万历年间张居正居官，他又一次下令禁毁书院，当时修志的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啊！

而纵观如今之乱世，金钱当道，人无信仰，人们失去了立世的标准，各种为害人间的行为层出不穷，低俗媚俗之风日盛，那么我们老祖先曾经的教育方式和立意不值得如今的官员借鉴吗？不由得想问一句，陶唐遗风离我们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