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李贺的诗歌历来为人所称道，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就喜爱李贺的诗歌创作方法，曾刻意效仿而为之。其实他与这位前辈素未谋面，而是心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体现在李商隐可以学习李贺的那些诗歌方面，也体现在李商隐其他的诗作上。历来学者研究他们的著作很多，但大多观点在是李商隐学习李贺而写了几首诗，但是笔者认为《锦瑟》、《无题》诸首等作品的创作也受到了李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出于李商隐对李贺诗歌的喜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两个人有着相同的身世、遭遇，所以李商隐的一些诗歌之所以采取那样的创作方式是有其必然因素的，因此本文将结合两个人的身世、生平，对他们这些诗歌创作方式形成的必然原因作以探讨，并对他们的一些看似不同、实则相似的诗歌出现的原因作以论述。 
一 、李贺与李商隐诗歌的相似之处 
李贺的诗歌历来为人所称道，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就喜爱李贺的诗歌创作方法，曾刻意效仿而为之。其实他与这位前辈素未谋面，但他在李贺死了几十年后，曾为这位前辈写了一篇小传。这篇小传并没有像一般的传记那样介绍其身世经历，只记述了他的两件轶事：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叙，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圃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时 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我们看，这两件事写的多么奇怪，第一则写李贺一生都在与诗纠缠，为诗的尽心竭力，几乎可以说是入魔了；接着就写了李贺的死，是“帝……立召君为……天上差”，既是李贺的死因，又交代了李贺死后的归宿。这虽然不是什么唐传奇，但情节的匪夷所思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之所以这么写，虽是可能有所耳闻，但他能够采信此说，也是出于自身的意愿，希望事情是这样的。他心里不愿接受李贺这样的诗人短短的一生就此结束，也不愿把他生命结束的原因归于自然因素，甚或可能感到了自己的生命里程竟与其如此相似，因此幻想着事情也许不是那样，是李贺接到了“上差”，成为“天使”——在人间未能受到重用，竟得到了上天的垂青。把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话世界里，又是何其悲哀啊。 
其实李贺真正的死因应该不在于生活的窘迫，因为他虽然家道落魄，但从他有不止一处住所，且有庭院，又“从小奚奴”，“ 婢受囊出之”这些情况看，绝不会三餐不济的。我认为其实真正的原因来自三方面：酗酒、苦吟和精神上的压抑。而这三方面正是产生他诡异奇幻的诗歌的原因。 
研究他诗歌的著作很多，笔者很认同钱钟书对他的一些看法。他在〈〈谈艺录〉〉初版中指出李贺涉世未深，刻意为诗的特点：“长吉铺陈追琢，景象虽幽，怀抱不深”，将李贺看作“寄意于诗之屈平”的做法是“强为索隐，梦中说梦。”但同时指出李贺诗歌中又确有含义深刻的诗作，不能视而不见：“若偶然讽喻，则又明白晓畅，如《马诗》二十三绝，借题抒意，寄托显明。又如《感讽》五首之第一首，写县吏诛求，朴老生动，真少陵《三吏》之遗。”二是高屋建瓴，注意联系时代。李贺诗中有两大主题：一为“侘傺牢骚，时一抒洩”，一为“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伤低徊，长言永叹。”他把这两种类型的诗歌放到整个时代去考察，在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比较中见出李贺诗歌风格的独特：“（贺诗）皆深有感于日月逾迈，沧桑改换，而人事之代谢不与焉。他人或以吊古兴怀，遂称及时行乐，长吉独纯从天运著眼，亦其出世法，远人情之一端也。所谓‘世短意常多’，‘人生无百岁，常怀千岁忧’者非耶”。这已不仅仅是古人所强调的“知人论世”，而更多地从人生哲学的高度深化了对李贺诗歌的认识。三是指出了李贺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修辞设色”，而“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 而李贺诗歌创作的方法被成为“长吉体”。关于“长吉体”，陈伯海在《李贺诗歌二题》（载《上海师范学报》1980年第4期）中的见解很精辟，他说：“长吉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提起这个名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牛鬼蛇神’、‘怪怪奇奇’的作风。

确实，李贺有一些诗篇写到上天入地、神仙鬼怪，富有他个人的特色，但局限于这样来理解‘长吉体’，则是很肤浅的。也有人专注眼于李贺的‘字字皆雕锼’，用‘奇而入怪’来概括其创作特点，也是不够全面的。‘长吉体’的特殊风格确在于‘奇诡’二字，但不光是题材或语言的诡异，主要的还在于诗歌意境和构思的新奇谲怪；题材、语言等因素，则是从属于其整个意境与构思的。”最后还特别强调：“李贺诗歌艺术的特点主要在于意境和构思的奇诡，或者换句话说，是用越出寻常轨辙的深曲的构想来驱逐和铸造新奇不凡的语言及生活材料，以形成其奇谲瑰丽的艺术境界，这也就是长吉体的基本解说。”其突出强调的是意境和构思的奇诡。李军《论长吉体的艺术特征》（载《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把长吉诗歌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诗歌题材的虚幻化、诗人形象的艺术化、艺术表现的独特化（化丑为美、通感变形手法、夸张、写梦）、语言风格的多样化（既晦涩难懂又明白晓畅，既奇幻瑰丽又精警凝练），并作了深入而具体的分析，颇为切合长吉体诗歌的个性特点。 
那么李商隐呢？他的思想较为复杂，诗写得“隐词诡寄”（张采田语），“深情绵邈”（刘熙载语），“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语）。有时因为种种原因，在写诗时他还故意“埋没意绪”（冯浩语），“纤曲其旨，诞漫其词”（朱长孺语），因此诗意婉曲晦涩，索解良难！连诗人元好问读后都不免喟叹道：“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北宋初年一些诗人效法李商隐那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 “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转引自《后村先生大全集》174卷)，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流行一时。”（欧阳修语）形容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方法，有一个很有名的形容，叫“獭祭鱼”。这是讽刺他诗歌用典，像水獭扑捉到鱼后堆积起来一样堆砌典故。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诗家总爱西昆好，但恨无人作郑笺”。无题诗就写得极为华丽晦涩，像“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和“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金翡翠”是用金线绣着翡翠鸟图案的帷帐，“绣芙蓉”指绣有芙蓉花纹的床褥。“金蟾”是香炉，“玉虎”是玉石装饰的虎状辘轳。“香”“丝”谐音“相思”——如此晦涩难懂，这都是“刻意为诗”的一种表现。 
李贺的刻意，在于为诗务求诡艳、奇绝，李商隐的刻意在于意象的隐秘、用典的晦涩——笔者认为，他这种做法一是如前人所说的“隐事于诗”，同时也是一种“示才”的方式。“示才”的目的在于要获得别人的认可——不是诗坛同人，而是朝廷当局。试想，二李都是自小便负诗名，又都积极于仕途，不幸当权者“不问苍生问鬼神”，正式的考试难以再有所图，当然只好拿出中国文人祖传的把戏，寻觅“终南捷径”了。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宋高宗茶楼点赵升，不知引起了多少读书人的艳羡。可惜二李没那么好的运气，都没能走通这条捷径，反倒害得自己引人嘲讽，真是始料所不及了。 
李商隐的诗歌中关于人生的反思，虽不能用高屋建瓴来形容，但“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伤低徊，长言永叹”地也非常好，这两点结合的代表作就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活了46岁，虽不像李贺的英年早逝，但也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长寿。那么诗中的流露出来的那种迷惘、孤独、悲戚、无助，又要受过多少打击才能形成呢？有许多人一生庸碌，也没有觉得悲哀；但诗人有一颗敏感的心，他的痛，要比别人强烈得多，所以这绝不是“少年不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真正对人生的反思，对现实的困惑。 
而所谓“修辞设色”，而“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李商隐更是当之无愧。〈〈无题〉〉历来是学者们乐于研究的作品。田晖东的读诗札记〈〈李商隐的〈无题〉四首〉〉中说，“他的一些《无题》诗，往往完全抛开了意象间表面的逻辑关系。”（下仅录其一以作例证） 

其一 

来是空言去绝踪， 
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 
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 
麝薰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 
对于第一首，田晖东说是“象征人生与爱情均像梦一样，空虚，变换而飘忽不定，但爱的痛苦，对梦的装点，反而比现实更有诗意。梦醒时只是些华贵而重浊的俗物，挤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男主人公因不能赴约，除了自身的痛苦，还在细细地品味情人的处境和痛苦，想到她含有微词的心酸，更加上一层负疚感。” 
　　这首诗写得流畅自然，但结构仍是曲折的，诗的旋律，梦一样地单纯美妙，也像梦一样变换自如。 
这四首诗，语言雅俗相嵌，对比强烈，反差很大。用传奇，历史故事，将你带入一种美的文化氛围，用奇丽的结构，用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细节提炼为一串闪光的而厚重的诗行。表面毫不相干，内蕴联系绵密。即使你似懂非懂，仍能感到它的美丽，拨动你内心的某根和弦。 
　　从形式上讲，《无题》四首打破了唐代组诗的格式，诗体不一，两首七律，一首五律，一首乐府，相互之间，音韵和手法的变化，既不同又和谐统一。质朴和华丽，温婉与骨力，滞碍和流畅，都由一条感情的红绳串连一起。 
这样的形式，用“修辞设色”，而“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形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李商隐还曾明题“效长吉”写了一首诗： 
长长汉殿眉，窄窄楚宫衣。 
镜好鸾空舞，帘疏燕误飞。 
君王不可问，昨夜约黄归。 
可见他曾学习李贺的诗歌作法。但这首诗还不如《烧香曲》、《日高》、《无愁果有愁曲》、《海上谣》、《谒山》、《射鱼曲》等更得李贺的神髓，用了许多奇异诡异的意象，透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又那么艳丽华贵、色彩斑斓，把读者吸引到了一个鬼艳飘渺的境地。诗中又有李贺常用的“死”、“老”、“泣”、“鬼”、“冷”等字眼：“粉蛾粘死屏风上”（《日高》），“麒麟踏云天马狞”、“十翻红铜一行死”、“白杨别屋鬼迷人”（《 无愁果有愁曲》），“香桃如瘦骨”（ 《海上谣》），“一杯春露冷如冰”（《谒山》）等，再用钱钟书的话都是“酸肌刺骨之字”。 
再者二人的诗歌中，古诗往往跳荡急迫，变幻无常，“操调险急”，主题含蓄。如《烧香曲》： 
钿龙蟠蟠牙比鱼 
孔雀翅尾蛟龙须 
漳公旧样博山炉 
楚娇捧笑开芙蕖 
八蚕茧帛小分炷 
兽焰微红隔云母 
白天月色寒未冰 
金虎含秋向东吐 
玉佩呵光铜照昏 
帘波日暮冲斜门 
西来欲上茂林树 
柏梁已失载桃魂 
露庭月井大红气 
轻衫薄袖当君意 
蜀殿琼人伴夜深 
金銮不问残灯事 
何当巧吹君怀度 
襟灰为土填清露 
这种冷艳诡异的句子，正是一种心中有苦诉，心中口难诉的痛苦，是精神和现实挤压、扭曲的结果。而后来效仿李商隐而成的“西昆体”明显学不出这样的味道的。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可以看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是有一些和李贺相似之处的。那么究竟这些相似之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李商隐的刻意模仿吗？还是另有什么原因？ 
二 、李贺与李商隐身世、经历对比 
他的创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了李贺的一些影响，这不仅是一个学习与被学习的关系，与二人生活际遇的相同有很大关系。 
我们先对比一下二人的简史。 
一.相同的身世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宜阳)昌谷人。生于唐德宗(李适)贞元(791)，死于宪宗(李纯)元和二年(817)。一共只活了二十七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富有才华而不幸短命的诗人。 
李贺是皇族宗室，虽已没落，家境清寒，却不等同与社会底层的贫苦细民。他借贷而来的住宅有庭院，有果树， “横庭鼠径空土涩，出篱大枣垂珠残。”(《仁和里杂叙皇甫浞》)有奴仆伺候， 昌谷读书，巴童陪伴，马背寻诗，奚奴跟随，回家还得侍婢为其探囊取诗。经常饮酒，而且每饮必醉： “醺醺今夕酒，缃帙去时书。” (《示弟》) 
而李商隐也曾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李商隐（约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河南省沁阳），从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河南省荥阳）。他主要生活在晚唐文、武、宣三朝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没落时期。实际上他“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妹文》），家境寒微，自少年时代起，就要“拥书贩春”，养家餬口。他曾悲叹道：“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同上）可以说日子过得比李贺要苦。时代没有给他腾达飞黄的机遇，没有赏赐他高官厚禄。他“厄塞当涂”，屈沉使府，“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李商隐为了摆脱可怕的穷困，重振家门，实现抱负，痛苦地奋斗了一生！   
 由此可见，李贺和李商隐的身世、经历，有很多相同之处。其实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多处在这种上难登天、下难伏首的尴尬境地，而两个人有都以自己的皇族血统自傲，都那么才华横溢，又都那么天真梗直，也就难免都那么多历挫折了。而作为贯注了满腔热情在诗歌里的诗人，他们的遭遇使他们诗歌创作有了许多相似之处。 
七.痛苦无奈的灵魂吟唱痛苦扭曲的诗歌 
陈允吉《说李贺秦王吟酒中的“狞”——兼谈李贺的美感趣味和心理特征》（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巧妙地由考辨“狞”字切入，分析了“元和之风尚怪”的时代审美特征， “鉴于他们这种变异了的心理状态，这些诗人一般都不很乐意单纯去写人们日常生活中被认为是赏心悦目的东西，也经常有意识地去破坏作品艺术形象在感觉上的自然与和谐。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在搜罗一些平常人看起来是属于丑恶和可怕的东西，然后用很强的力量把它们纳入诗的世界”。“他们就是受这种反常的美感趣味所支配，极力在诗中塑造一些容易引起精神颤栗和震动的形象，使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得到某种心理的满足。”有意“把‘娇’和‘狞’两个意义刚好相反的字，放在一道来形容女子的歌唱”。 
李军《论李贺诗歌蒙太奇式意象组合的结构方式》（载《盐城工学院学报》（社）2002年第2期），把李贺诗歌的结构方式归结为蒙太奇式的意象组合方式，并将其和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先有诗句，后再组织成篇的独特创作方法联系起来进行论述，说明其结构具有鲜明的意识流特征，其主要形式则表现为蒙太奇式的意象组合方式和蒙太奇式的意象叠加手法。前者又主要表现为连锁式的意象组合、并列式的意象组合、对比式的意象组合、聚合式的意象组合等…… 
以上这些怎么能只适用于李贺呢，李商隐的《无题》诸诗不是也颇得其中三味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可以成为“蒙太奇式意象组合”的最佳体现。 
三、结  语 
正如陈允吉在《李贺：诗歌的天才与病态畸零儿的结合》（载《复旦学报》1988年第6期）中所说：宗室后裔的身份，天赋的才情都使诗人自傲自大，觉得自己非常人可比；而中唐衰败的严峻现实，疏远了的世系，窘困的家境，特别是病弱的体质，丑陋的外貌则又使其感到极度的自卑自贱，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碰撞中，造成诗人变态的心理和病态的人格，使之陷入并沉溺于这种矛盾痛苦的心境中而不能自拔。因此，其诗歌也常表现出一种浓厚的感伤气质和病态的美。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作为唐诗“冬的灵魂”（吴经熊），“唐祚将沦”（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辑评》）的时代，坎坷不幸的人生，造就了一代诗人，成就了李贺和李商隐的一代诗名，使他们的诗歌成为中国诗歌百花苑中别具馨香的奇葩。而李商隐与李贺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学习、模仿，更由于相似的出身、经历，使二人成为了素未谋面的知己，相同的悲哀、痛苦让他们在一定程度有上相同的思想倾向。因此他们都写下了那些诡异的诗歌——而隐藏在这些字句之后的，就是他们痛苦的灵魂。 
 
 
  
 作者： 大漠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