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中“看”与“被看”的三个层次

廖冠  程东文

作为《呐喊》集中鲁迅本人最喜欢的小说《孔乙己》，全篇都在演绎着钱理群教授所言的 “看”与“被看”这一鲁迅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不过，浓缩在2500余字背后所交织着的“看”与“被看”，却不是“众人对孔乙己”的这一简单的二元关系。

小说中处于“被看”地位的自然都是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者，然而这种“被看”的人物却并非单一层面的，只是主人公孔乙己这一个人。看孔乙己的“众人”在“看”孔乙己的同时，也在被叙述者的“我”在“看”；而这一切又都被鲁迅先生那一双冷峻的眼睛在凝神注视。

第一层次：众人“看”孔乙己

孔乙己是在咸亨酒店里酒客与掌柜的笑声中出场和“被看”的，而酒客与掌柜等“众人”的“笑看”孔乙己也自然是开心而满足，这首先作为小说的第一情节层次，展开在我们读者的面前。

透过酒客和掌柜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孔乙己的确有些“可笑”：言行怪异、好喝懒做、偷窃挨打、迂腐酸气、自欺欺人、使人快活、可有可无……

透过酒客和掌柜的眼睛，我们发现孔乙己是一切人的笑料，无论长衫短衣，掌柜伙计，还有小伙计“我”，都可以对未中功名、与自己一样地位低下的孔乙已肆意嘲笑耍弄，将自己无聊中的快乐建立在这位可怜人的的辛酸与不幸上，却又麻木的没有任何地位与身份的认同感，更是缺乏必要的同情与怜悯!

文章中，酒客和掌柜所下酒的菜并非“茴香豆”和“盐煮笋”，而是“孔乙己”这份笑料。而且每每在这份“笑料”中撒上一些诸如“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和“怎么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等“佐料”，一次次所“畅快”揭开的，不仅是孔乙己脸上的“新伤疤”，更那堪的是内心仅存的科举未中的“老伤疤”。孔乙己就在这样的嘲笑和讥讽中，丧失了他那仅存的读书人架子。最后，他那身“又脏又破”的长衫也终于被剥下，用手走来，真正的“斯文扫地”，有如一叶秋风中飘落的枯黄秋叶，轻轻落下，悄无声息，无人理会。

第二层次．小伙计“看”“众人”与孔乙己

在上一情节层次上，小伙计是“众人”中的一员。是“集体精神虐杀”的参与者之一。而在第二层次中，“我”是作为对“众人”与孔乙己的关系的观察者和叙述者而存在。

一开始，我们也许会较多地认同于小伙计的态度，觉得孔乙己的确“可以笑几声”，随着“我”的眼光，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参与，不知不觉地“附和着笑”。这就是为何小说选择了不选择其他酒客、掌柜，或孔乙己本人，而选择了酒店的十二岁小伙计“我”作为叙述者的原因。一则选择第一人称“我”远比直接用第三人称要来得更真实可信，二则小说借一个既“在场”又不谙世事的酒店小伙计来见证和叙述众人与孔乙己的故事。

透过小伙计的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位“站着喝酒却又穿着长衫的惟一一人”出场。透过小伙计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孔乙己“可笑”言行的背后，是其内心的自我定位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之间的巨大落差和矛盾。同时还看到孔乙己是一个偶有偷窃却又是酒店里品行最好的人；是一个热心教“我”认字、给孩子分茴香豆但又总受人嘲笑和冷遇的人……如此多的落差和矛盾编织出了孔乙己的悲哀命运。

更重要的是，透过小伙计“我”眼睛，我们读到了众人对孔乙已的态度，看出他慢慢被“笑”干、被“吃”尽的变化。小伙计的身份便于接近老板，这样，“还欠十九文钱”就自然地反复出现，孔乙己在“众人”眼中的地位与价值就冷酷地彰显出来了。

在小伙计的眼中，这个可笑的 “乙己”确实是一个“异已”，而这一切在十二岁的“小伙计”和成人后的“我”眼里，表现得更为全面而深刻。

第三层次：鲁迅“看”“我”和“众人”与孔乙己

在这篇文字极其简练的短篇小说中，鲁迅迟迟不肯提及主人公孔乙己，却用了近四分之一的大篇幅来铺写酒店里的不同酒客。写“短衣帮”，写“掌柜的”，写观察者的“我”。这也表明，首先“上场”和“被看”的也正是他们。他们既是麻木冷漠的“看客”，杭外后来的孔乙己一起构成了文章的主题内容。这时候，有一个更高的“隐含作者”，也就是鲁迅先生本人，所不动声色地审视和所“看”着文章中所有的一起。此实乃文本潜在的第三层次。

“隐含作者”鲁迅一直在文中如上帝一般审视着酒店里的芸芸众生，借着“看客”们“笑”的线索：酒客的哄笑，掌柜的引人发笑，“我”的附和陪笑，孩子们的讥笑……由此，鲁迅就这么让孔乙己在这样的在笑声中出场，在这样的笑声中生存，在笑声中离去，最后冷静地完成了一出“笑声中的悲剧”，我们读者和看客们一起，眼睁睁地看着孔乙己像一个垂死的人，正在被一群尖声笑着的“狼群”撕咬。

“隐含作者”直到全文的最后结尾，方才借着叙述者“我”的眼睛跳出，“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到现在”又是过了多久？从前文可知，不是一年半载，而是二十几年。此句中的“我”已然不是那个十二岁的小伙计，而是一个年逾不惑的中年人。然而当他二十几年之后回顾往昔，没有在叙述中对童年时幼稚、无知和偏颇的想法作出任何的纠正！可想而知，在这二十多年里的一切都未曾有过改变：那种阴暗的酒店格局依然延续，伙计依然是伙计，麻木的依然是麻木，揭伤疤的依旧以此为乐……“孔乙己们”仍在自欺欺人和悄无声息地死去，“看客们”则继续在这样阴暗的格局里哄笑着，冷漠着。由此，鲁迅这个隐含作者完成了对“我”、酒客掌柜和孔乙己的三重批判。

然而，正是存在这样一个潜在的第三层次，才让我们看到，小说所凝聚着的不仅只有以“看客”为表征的国民性的冷峻批判，更有内在流淌的对“被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者的无限悲悯。——一个社会如果不对弱者的痛苦表示同情，则对强者的残暴也不会表示出愤慨了！这是社会的悲凉，人们的“凉薄”。一个不会同情弱者的民族是可怕的!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曾说他并不是一个为文学而文学的人，他文学的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早在本世纪初年，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经常和友人许寿裳一起探索“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的问题，他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在鲁迅看来，这种爱的缺乏，往往表现为一般群众精神的麻木，从而对不幸者采取冷漠的旁观的态度。看客的冷漠是萦绕在鲁迅心中的一个结，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最大担忧。

揭示之后，鲁迅先生的态度是什么呢？仅仅是批判吗？批判孔乙己受封建科举之害而不自觉，批判众人冷漠麻木而不自知。当然，这些肯定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国民性教育的担当道义，和深刻的悲悯情怀，他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想用“呐喊”唤起“众人”，一起来砸毁这“万难毁坏的”“令人窒息”的铁屋。

这三层“看”与“被看”的关系，正如作家余华所言，鲁迅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