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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一票难求仍困扰着数以万亿、身在异乡打工一族，已成为困扰中国最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西方人过圣诞，中国人过春节，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中国人重视春节，盼望回家团聚。不管远在天涯海角，不管在外干什么营造，辛苦一年，春节是一定回家的。父母的牵挂，妻儿的期盼，回家过年是绝大多数在外打工人想法，只是，一张车票让无数人纠结。

运营不足成了最大结症。于是，人们将愤怒的口水喷向铁道部。

每年春运，春节买票，对农民工是折磨。每天早早起床，冒着刺骨的寒风排队，运气好的还可以挤进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忍受旅途的煎熬，但相较于回家的喜悦，这些都无足挂齿；但运气差的，爱冷受饿不说，还独自承受异乡过年的冷清和孤独。

以前，买不到票怪黄牛与内鬼勾结，垄断票源。这次，铁老大突发奇想，玩起了电话订票、网上订票的新游戏。

网络订票，看上去很美，效果不咋滴。犹如画饼充饥，渴望而不可及。

别说农民工，就连我等买票都是难上加难。电话打不通，网络堵塞了，摊了。

实名制买票，仍然一票难求，让我更怀念黄牛。

以前买票，天不亮，人们冒着刺骨的寒风，排起了长龙，几天几夜的厮守，还是买到了那张返乡的通行证。你要不想排队，只要在车站附近转两圈，只要舍得花钱，从黄牛手上还是可以搞到高价票的，现在，电话打爆、网络进不去，还是为一张小小的车票犯愁。

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网络订票看似与时俱进，但仍然无解。对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来说，电话打不通，上网不会，网络和电话比通宵排队更不现实。农民工陷入购票难的困境。于是，有人不干了，重庆籍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称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黄庆红称，民工是春运潮主力，他希望多留一部分火车票到售票窗口。

黄庆红讲述了他来温州打工十几年的艰辛，以及每年春运回家买火车票的困难。他在信中说，回重庆火车票190元一张，汽车票560元一张。“我不想坐汽车，贵了好几百块钱呢，我平时都舍不得给女儿花钱，要是省下来的这钱给女儿花多好啊！”

去年是铁路部门服务改革年，从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到火车票实名制，不仅让市民足不出户在家里就可以购买到火车票，还为广大市民购票提供了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售票环境，对于打击黄牛党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属于新鲜事物，对于熟悉流程的购票人来说，十分轻松、方便。但黄庆红在信中坦言，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这些新事物，对于许多农民工而言，反而增加了难度。正如他所说：“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磨。今年我们想要这样的折磨，也没有了。”

重庆农民工黄庆红的困惑，相信也是大多数在春运期间，望票兴叹的广大农民工们的心声。在春运期间，返乡农民工应该是春运潮的主力，但他们却大多不太了解网络，更不了解网络购票。

黄庆红给铁道部的来信，经媒体报道后，一时，在网上汇成口水的海洋。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网络购票，没想到在春运刚刚开始，就受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支持者认为，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窗口购票模式，为民众节约了精力与时间。而反对者则认为，在网络还未普及到农民工阶层的现实语境里，网络购票缺乏最基本的推广条件，这势必会造成新的不公。
俺不明白，为何一个原本的便民新政在执行过程中为何如此弱智?买票难的结症究竟在哪?

在一个买菜刀都要实名的国家，那些政策制定者，异想天开、不切实际，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成天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被所谓的狗屁专家忽悠，在制定政策前，他们去过基层作过认真的调研吗？又谁想过用制度和良心帮农民工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呢?

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车票，父母在故乡，我在异乡；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车票，妻子在那头，我在这头；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车票，黄牛党在里头，我在外头。。。。。。他乡与故乡被无情地撕裂成时代无法愈合的伤口。

“床前明月光，电话网络忙，举头望明月，底头思黄党！”春运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读懂了春运，你就读懂了中国，希望春运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和谐，而不是阴暗。

电话网络购票让我更怀念“黄牛”。起码，在他们手上还能买到车票，那怕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