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增机构的履职要求。办法扩大了报告义务的主体，看具体要求，主要是针对保险业机构，特别是现金方式收取保费的行为需要报告大额交易，以此标准，保险业的反洗钱工作要求比银行业要低很多。但是，保险业本身的产品属性，似乎很多可以伦为洗钱工具。当前，银保联动，可疑交易识别义务到底应该谁来执行，从制度设计看，似乎还是偏向于银行。

二、大额交易履职要求。虽然有思想准备，但看后还是觉得措手不及。粗略看，本次大额交易报告标准调整并未有实质性变化，其实不然，大额交易标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系统必须重新定义并设计。按照文件要求，今后报送需要进行汇率折算（原先按照币种，单边累计区分），而且还要求“孰低原则”，并按客户报送。

我的理解，某客户当日发生一笔4.8万元人民币现金取款，再发生一笔300美元现金取款，美元折算人民币约2000元，所以累计取款达到人民币5万元标准，需要报告。就“孰低原则”，该笔交易应为300美元大额取款报告。

再举一例，某客户当日发生人民币1000元现金存款，同时发生7000美元现金存款交易，则应报告人民币1000元大额交易报告。

这点实在有点搞不明白，央行为什么要订这样的标准。问题有三：

（一）极大的增加了报告难度。一是原先金融机构按照单个账户的交易采集数据，现在变成需要按客户号采集数据，对报告系统架构产生了极大变化。二是需要每天变化汇率并折算货币计算，增加了系统的运算负荷，可能增加硬件设备投入，肯定增加系统处理时间。

（二）不符合基本逻辑。如上例，明明主交易币种是人民币却要按照美元报，孰低原则”的意义何在？从报告笔数看，今后大额交易量一定几何数字增长，先是现金的20万元调整到5万元，再是折算报告，笔数当然大大增长。

（三）实际意义不大。原先是可疑交易按照客观标准报送，取消客观标准后，现在变成大额交易大幅增加。无论是监管还是金融机构，这些折算报告又成为“鸡肋”数据，可能今后无法解释报告原因，因为大额交易报告只要标准无需解释，宁可多报，不能少报。如此一来，又如原来的可疑交易，金融机构把所有的交易全部扔给人民银行得了，但是我想这不是监管单位想要的结果。主币别+次币别达到报告标准上报后，这些数据又能干什么呢？

建议，不如将频繁发生这类情况的客户作为可疑交易监测的标准，发生后追查，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不行吗？一定要事后报告。如此一来，反而会削弱分析人员的能力，只将其作为普通大额交易上报。

当然，我知道自己的建议是枉然，不会有人听的，不过我可以将其可疑交易分析的标准，加以利用。

自然人的跨境交易也提出了更多要求，相信某些外资行会疯了，因为非居民客户的交易全部需要提交大额交易报告。也就是讲，一笔大额交易至少需要报告两次。银行疯了，监管者呢，又拿到了无用数据。实际上，所有跨境交易银行已经按照规定上报外管局，跨境办，人民银行系统内不能有协作吗？直接取数不就行了，何必要求商业银行二次开发？每个系统的上报文件格式都不一样，但是交易数据一致，这是不是有点扰民呢？

看来，监管单位和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一样，部门之间的协同困难重重，不如直接请商业银行提供来得方便。

虽然，央行培训时，龚处再三强调大额交易报告不是监管重点，但是我不这么想，大额交易数据实际上可疑交易分析的基础数据。试想，一笔300美元的转账交易，除非是涉恐资金或者是黑名单人员资金，否则不会有任何一家机构会追查。而一笔50万美元的转账交易，那就有追查的价值。如同公安部门一样，立案是应该有标准的。

此外，本次标准调整应该考虑金融机构投入的成本以及今后监管成本，大额交易标准搞得如此复杂，可能会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