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代《论语》注疏梗概

                文 / 刘广迎

在中国，如果说有哪部书可以被几千年来的读书人奉为至宝而反复阅读的话，那一定是《论语》。

    《论语》是一部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它贯穿着孔子关于政治、哲学、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的伟大思想。二千多年来，浸润濡染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心理,对民族思想的凝聚和统一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的思想高度，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论语》传至汉代，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即《鲁论》20篇、《齐论》22篇、《古论》21篇。《古论》虽早于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但当时并未传授。直到西汉末年，汉成帝的帝师安昌侯张禹以《鲁论》篇目为准，将《鲁论》《齐论》合二为一，即世所谓《张侯论》，乃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始自《学而》终于《尧曰》的《论语》篇目基本框架。

为古文献、典籍作注解始于汉代。先秦是我国学术昌盛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流传下来大批典籍、文献，但由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变迁，史料的亡佚和分散, 汉代人已很难读懂，一些学者开始专门为这些古书做注解。迨至唐代，许多汉人的注解也已不易理解，便又产生了新的注解形式，注者不仅注解正文，也注解前人的注解，即在总体上加以疏通的意思，这种注解便称为“疏”，也称“正义”。“注疏”则是注文和疏解的合称。

两千年来，为《论语》作注释的书籍不胜枚举。据统计，历代研治《论语》的专著不下三千余种，亦可谓汗牛充栋。可惜的是，这些古籍亡佚者居多。此仅就流传有序且影响较大者略述梗概如下：

一、汉郑玄《论语注》。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潍坊市）人，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曾遍注群经，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人谓“著书满家，从学数万”，素有“经神”之称，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晚年，以《鲁论》篇章为底本，考之《齐论》《古论》，作成《论语注》。有学者认为，在《论语》学史上，郑玄《论语注》完成了对《论语》文本的再次整合，使汉代以来的《论语》定本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结论基本符合实际，随着郑注的盛行，其他《论语》文本均告衰微。郑玄《论语注》成书以后，晋代曾被立于学官，唐代一度成为中央官学教育的必读教材。五代以后，该书逐渐亡失，至宋代已鲜见流传。

郑玄《论语注》的亡佚，是《论语》学术史上的重大损失。自南宋王应麟以来，许多爱好《郑注》的学者都曾根据前人所引之断章残句进行辑佚，希冀恢复《郑注》原貌，然而诸家所辑，虽辗转增订，弥补阙漏，益见精审，终因史料缺乏，未称赅备。

清末以降，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学者们意外发现有唐写本的《论语注》残卷四件（皆已流失英国、法国和日本），始引起国内学者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又相继在吐鲁番以及日本等地发现唐写本郑氏《论语注》残卷数十件，这些《论语注》残卷引起中日学者极大兴趣，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论著。此中，大陆学者王素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成为唐写本郑玄《论语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二、魏何晏《论语集解》。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大臣。少年时即以才秀知名，曾被曹操宠爱并收为义子。喜好老、庄之言，为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何晏容貌俊美，且喜修饰，面容细腻洁白，无与伦比，“傅粉何郎”典故即出自何晏。受曹爽重用，累官侍中、吏部尚书。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高平陵之变，被司马懿以谋逆罪与曹爽等一同诛灭三族。

据考，魏晋时期，玄风正盛，对《论语》之训解亦多有异说。魏正始年间齐王曹芳在位，他精通论语，故诸臣便撰集训说献上。如此说来，《论语集解》应似官修。《论语集解》由何晏主撰，孙邕、郑冲等多名大臣共同撰写完成。该书集西汉包咸、周氏、孔安国，东汉马融、郑玄及魏王肃、周生烈各家之“善说”并附以己见，可谓集汉魏《论语》学研究之大成。此书在注解体例及义理说经方面凸显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创立了经学注释中的集解体；其二，保存了大量的汉魏古注；其三，改易先儒，自出己意，把《论语》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四，引《易经》注《论语》（参见唐明贵《何晏<论语集解>探微》）。由于郑玄《论语注》佚亡，何晏《论语集释》遂成为传世最早的《论语》注本。此书问世以来，得到了后世儒者的广泛认可，梁皇侃为之作《义疏》，宋邢昺为之作《正义 》，迄今流传不废，成为研究《论语》的专家学者必读之书。

三、梁皇侃《论语义疏》。皇侃，字不详。吴郡(其治所在今苏州市姑苏区)人。三国吴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南朝梁儒家学者，经学家。曾任国子助教、员外散骑侍郎。皇侃少好学，师事名儒贺塌，精通儒家经学，尤明《三礼》和《孝经》《论语》。撰有《论语义疏》十卷，其特点是略于传统的章句训诂和名物制度，而多以老、庄玄学解经。此书所采各家之说甚多，宋《国史•艺文志》称其“博极群书，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四库全书提要》亦曰：“汉晋经学一线，自此书而存。”

皇侃《论语义疏》至南宋时本已亡失。清乾隆三十六年，浙人汪鹏（字翼沧）航海日本，在日本发现此书并予购回，被著名藏书家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据黄怀信教授介绍，该书以义疏形式对《论语》原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疏解与串讲，并对所附注文即何晏《集解》作了疏解。该书体例之科学与训解之详尽、合理，皆在后出之邢昺《论语正义》之上。

四、宋朱熹《论语集注》。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及浙东巡抚，官拜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朱熹一生著述甚多，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论语集注》为《四书章句集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朱熹用力最勤的代表著作之一。该书既注重探求经文本义，又注重义理阐发，从而将训诂学与义理学熔为一炉，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使其阐发之义理建立在对经义的解释之上，因此成为《论语》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宋儒注《论语》甚多，但皆不及朱熹之《论语集注》。钱穆先生推崇《朱注》，认为古今注说《论语》之书多矣，独《朱注》最为简单明白。且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皆优，可使人终生阅读不厌。

但是，《论语集注》亦不免许多为后人诟病之处，章太炎先生即曾指斥：“宋儒治经以意推测的很多。南宋朱文公凭他的臆测酿成很多谬误”（《国学概论》）。蒋伯潜先生对该书评价则较为客观：“理学家之注经，固有异于经学家也。但亦有承前贤之误，未曾补正者，有因求之过深，反涉理障者。但简明体贴，远胜旧注者，正不少也。……可谓能集理学家《论语》说之大成焉”（《诸子通考》）。

五、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清代朴学大兴，重校勘、考据，“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梁启超语），且以经学为中坚，注家蜂出，诸经几乎皆有新疏。于《论语》，集其大成且最有成就者当属刘宝楠《论语正义》。

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宝应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进士，历任文安、元氏、三河、宝坻等县知县，“扬州学派”的杰出代表，清代朴学大师。著作有《论语正义》等20余种。《论语正义》系刘宝楠与其子刘恭冕共同完成。该书不仅弥补了宋人邢昺解《论语》的疏陋不足之处，且多所阐发，成为研究《论语》的指南。黄怀信称该书二十四卷“荟萃折衷，不分汉宋，发挥圣道，实事求是，堪可称道”（《论语汇校集释》）。

六、民国程树德《论语集释》。程树德，字郁庭，福建闽侯（今福州）人。著名法律史学家。曾获举人功名，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科，回国后赐予法政科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其后，历任北洋政府国史馆协修、法典编纂会纂修、留美生考试襄校官、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及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等职。一生主要从事国际法、宪法、中国法制史研究，著述宏富。晚年研究《论语》颇为深入。

《论语集释》一书，是程树德先生在晚年抱病，“目难睁不能视，手颤抖不能书”的情况下，口述并由亲属笔录，历时九年写成的平生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于1943年出版，共四十卷。征引书籍680种，计140 万言，实为《论语》旧注之渊薮。然而亦未免有疏略和可商榷之处。钱穆先生评其为“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其失”（《论语新解》）。

    专家分析，从文献学角度来看，有关《论语》的注释性著作有四部书最为重要。一是魏何晏《论语集解》，它是两汉、三国时期经学家研究《论语》的结晶；二是梁皇侃《论语义疏》，它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对《论语》的发挥；三是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它是两宋时期理学家《论语》精义的荟粹；四是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集清代考据学《论语》研究成果之大成。上述四部《论语》注释代表了《论语》研究的四个阶段，同时也代表了四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现代《论语》研究的基本资料。（参见陈东《关于皇侃〈论语义疏〉的整理与研究》）

                                                        201512初稿于费城

                                                        201603截稿于北京

（本文最初发表于《桃花源》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