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流向高山的河”，这或许是一个听起来有悖常理的表述。河流因势而下，如何能逆流而上，奔赴高山之巅？

然而，我深信，读书恰恰拥有这样一种力量，它能引领我们的精神超越现实的险阻，抵达思想与境界的高地。

今日，我愿就此分享三个层面的感悟。

1.向高山表白：

 

读书是一场旷世的恋爱

我是一个写诗的人，一位语文教师，也曾是一所学校的校长。这多重身份常常在我生命中交织穿梭，而将它们串联起来的，正是那如旷世爱恋般的读书体验。这份情感，我想用一首拙作来表白：

或许，我到不了那座高山

我只是一条小河

只要某一个清晨

或任何一个场合的任何一个角落

我尽管沉默无语

只要看到

你发自内心

没有一点点虚伪

对我凝眸的微笑

或许，我到不了那座高山

也到不了那座高山上的森林

只要有某一个傍晚

或任何一个季节的任何一个时辰

我独自流动的时辰

只要听到

你真诚的

没有一点点掩饰的

呼唤我的声音

我会把我的愿望、祈祷与虔诚

看作是你给我的礼物

藏在心底

还要像这场春雨一样

连绵不绝

向每一个我遇见的人

赤诚表白

（2025年3月13日）

这首诗，或许能浅显地勾勒出我对那座精神“高山”的向往与虔诚。我来自苏州，来自一所曾被誉为“最中国的学校”——苏州十中。这里倡导“诗性教育”，而我，既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也曾有幸回归母校，担任了十五年的校长。

 

我与“最中国的学校”

苏州十中，其前身可追溯至清代的苏州织造署，康熙、乾隆南巡时的行宫，亦相传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这片土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脉。我接任校长之后，心中只有一个执念：要将这所学校恢复成一座真正的苏州园林。苏州园林的精髓在于“一步一景，移步换景，曲径通幽，庭院深深”，无论你站在哪个角落，望出去都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我们做到了。历时五年，投入巨资，我们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将校园精心打造成了一座古典园林。2013年，它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并非仅仅为了一个“最中国的学校”的虚名，更是为了守护苏州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改造，都倾注了我个人的思考与创意。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反复琢磨每一个细节，再将我的创想交予专业团队去深化和实现。可以说，这座园林的再生，源自我内心的构想，而非外来的设计。

这与我的读书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是一个怎样的读书人呢？我的读书生涯，那些看似“无用”的阅读，在不经意间，为我修复这座园林校园、塑造其独特文化品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滋养。

这所拥有近一百二十年历史的学府，由蔡元培先生参与创办，群星璀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百岁高龄的文学巨匠杨绛先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中国核物理奠基人之一何泽慧先生（钱三强夫人），皆是我们的校友。我来自这样一所积淀着丰厚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的学校，这便是我出发的起点。

陶渊明“不求甚解”的智慧

谈及读书，我格外推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所言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句话表面看似矛盾，甚至有些消极，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它既是对汉儒皓首穷经、陷入繁琐考据的“章句小儒”之风的反思，也是对读书只为功名利禄的功利化阅读的超越。

我以为，“不求甚解”体现了一种整体性思维，如同庄子所言“得鱼忘筌”，追求的是一种较高的认知境界；它更强调审美性体验，将阅读视为“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精神享受过程。这对于当下的生命教育极具启示意义——教育的核心是灵魂的唤醒，阅读应当回归其滋养生命本源的功用。

当然，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不求甚解”。陶渊明并非否定深度阅读，他本人学养深厚，其诗文中引《庄子》便达四十九次之多。“不求甚解”的实质，在于拒绝将知识切割得支离破碎，警惕过度诠释的思维陷阱，转而追求“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那般深厚的情感共鸣与精神契合。

边缘读书，无用之用

我校提出的“诗性教育”理念与“审美课堂”实践，以及我个人“诗人校长”的称谓，都与我独特的读书方式息息相关。或许略显夸张地说，我是一个“边缘读书”、“穿行读书”的人。这种受陶渊明“不求甚解”启发的读书方法，不仅对我个人的成长，乃至对我担任校长后学校的发展，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那些平日里不经意间读到的所谓“无用之书”，在关键时刻，却能迸发出意想不到的力量，深刻影响了我对校园的改造理念和校园文化的建设思路。

 

在担任校长之前，我在苏州教育局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工作了十一年，这段经历让我对苏州的宏观教育有了整体的把握。2002年，我回到母校苏州十中。当时我便立下宏愿，要将它打造成如同里、周庄、乌镇那般，具有古朴风韵的百年老校。最终，我们不仅恢复了园林，更重要的是，这份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

2.跟云说话：

 

读书，是个人的事情，要耐得住寂寞

读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它需要我们耐得住寂寞，享受孤独。此刻，我想分享一首记录这种心境的小诗，它摘自我的诗集《星星降临》：

孤独的人

在寂寥无人的山中

他是快乐的

陈年的故事

都在山中的水里流着

很多时候

没有人说话

白雪在树上融化

很远的那个空旷的地上

枯黄的落叶

像手冰凉

在很远很远的山里

你跟云说话

那曾经绿叶

你听到它寂寞的声音吗

诗意的栖居与寂寞的坚守

读书，应少一些预设。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将儿童比作“花园中的种子”，主张教育应悉心呵护其内在的生长节律，即那份“诗性”，而非将其塑造成符合成人预设的标准化模型。这与我们所倡导的“诗性教育”不谋而合。“诗性教育”反对将知识简单切割为僵硬的模块，转而强调“灵性与智性的共舞”。它如同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其核心不在于训练刀法的精确，而在于培养那种“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深层洞察力与直觉感悟。

我的读书面非常广杂。在我担任校长的十五年间，办公室里堆满了上千本图书报刊，横竖交错，看似散乱。其中既有《中国摄影》、各类教育专著、画册、书法集、大型书库，也有领导人著作、语文工具书、地图、郑板桥书画册、教育哲学、西方艺术史、《史记》、苏州园林研究等等。我不像许多专业人士那样进行高度专门化的阅读，而是广泛涉猎。我虽是学中文出身，却对艺术怀有浓厚兴趣，尤其钟爱八大山人，甚至取笔名“八子”。此外，我还喜欢收藏类的书籍，对玉器、瓷器、奇石（如太湖石、灵璧石）也颇有研究。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阅读，或许正是一种不经意的文化浸润。

当然，我最钟爱的还是诗集。年轻时，我几乎只读诗歌，古今中外，凡是诗歌皆来者不拒。然而，到了二十八岁之后，我却一度彻底停止了诗歌的阅读，仿佛一种刻意的割舍。直到我重回苏州十中这座园林式的校园，那沉睡多年的诗性才被重新唤醒——这里是杨绛的母校，是费孝通的母校。

从只读诗歌，到不读诗歌，再到成为一个写诗的人，这段人生经历颇为有趣。但无论如何，那段曾经钟爱诗歌的岁月，已然成为我人生的底色。那时，我最推崇的诗人是杜甫，几乎搜集了所有能找到的杜甫研究资料；外国诗人中，则偏爱苏格兰的彭斯。如今，我的偏好有所转变，更喜欢仓央嘉措与泰戈尔的诗作，其次是苏轼和李清照。

警惕“玩物丧志”与“全景监狱”式的阅读

读书若不得法，亦可能陷入误区。北宋年间的谢良佐（上蔡先生），已是进士出身，去拜会大儒程颢。交谈中，谢良佐引经据典，对答如流，尽显其博闻强记之才。程颢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这叫玩物丧志啊！”谢良佐闻言，汗流浃背。程颢此言，点出了记诵之学并非根本，“求道”才是读书的真谛。

这个故事生动揭示了儒家心性之学与纯粹记诵之学的本质区别，其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穿透力，对当今知识爆炸的社会尤具镜鉴意义。程颢的当头棒喝，体现了理学对“道问学”与“尊德性”关系的深刻认知。《近思录》有言：“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倘若将知识积累异化为目的本身，便如同收藏家沉迷古董而迷失了本心。

当谢良佐将经典异化为炫耀才学的工具时，已然背离了“为己之学”的初衷。这正是程颢所反对的知识炫技。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找回“求道”的初心，这或许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认知维度的深层映现。

此外，我还想借鉴福柯提出的“全景监狱”概念。这一源自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模型，已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隐喻，揭示了现代社会通过“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辩证关系实现对个体的精微控制。其核心在于，囚徒因“可能存在的凝视”而主动规训自身行为，控制从外部强制转向了自我审查。若我们的读书缺乏自主性，被无形的框架所束缚，便可能陷入此类“全景监狱”式的阅读困境。今天我们常说的“信息茧房”，或许便是其一种表现形式。

“诗性阅读”：行走与对话的融合

2008年，我们正式提出了“诗性教育”的理念，并得到了诸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诗性教育”之中，自然包含“诗性阅读”。我将其定义为：一种以诗意化思维为内核的开放性阅读实践。

它突破了传统“读书”的文本中心主义，将阅读对象扩展至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整体性对话。它强调通过感官体验、情感共鸣与理性反思的深度融合，在“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动态互动中，实现知识的实用价值与精神的自由超越。其本质，是以丰盈的生命经验重构文本意义，以鲜活的行走实践激活阅读灵性，最终指向个体与世界的诗意共生。

因此，在我的话语体系中，“阅读”是涵盖了“行走”与“读书”的更广阔概念。读书与阅读，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我们既要潜心读书，也要积极行走。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在行走与读书的过程中，我们要与原著对话，与自我内心对话，与广阔世界对话，在今天，甚至还要与人工智能对话，如此方能完成一个完整而丰满的读书历程。读书，即是对话。

我喜欢“读图”。起初是名画，我会找来细细品味。后来，对经典照片也爱不释手。再后来，我开始自己拍摄照片，拍完后独自欣赏，对着照片写下一两句感悟，随性而发，皆为心之所向。久而久之，便养成了留意周遭事物、用心感悟所经山水的习惯。无论是大山大水、森林草地，还是剩山残水、溪流瀑布，我都将其看作一幅画，甚至将普通的“场景”（包含人与事，也包括书籍本身）也视为一幅画。

 

因此，我常常“看图说话”，借此抒发对教育的感悟，对学校管理的思考。我的两本著作《走出学校管理的困境》和《真教育：我的教育理想》便是这样“读”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推荐阅读书目时，将我的《教育是什么》列为“如果只选一本书”的推荐书籍之例。

3.我站在边界上：读书，需要精神突围

我常自视为一个“边缘人”，一个“站在边界上”的人。很久之前，《中国教育报》的资深编辑杨桂清女士就“诗性教育”采访我。采访结束后，我们一同饮茶闲谈。她忽然说：“柳校长，您这个人很奇怪，您能自我解释一下您是怎样一个人吗？”我请她稍候，沉思片刻，为她写下了一首小诗，题为《我是边界上的人》：

一边是海，一边是山

一边是春天，一边是秋天

我站在边界上

春天的花开在边界上

一边是红，一边是黄

一边是苦难，一边是幸福

我站在边界上

飞过山的鸟

一半是燕子，一半是雄鹰

在它飞过的那个山脊上

有一声雷炸响

一棵树也正长在边界上

一边是北方，一边是南方

我走到那里

寻找的却是西方与东方

我是一个边界上的人

我的脸常常

一半阴，一半阳

我也分不清时辰

总以为我所在的位置

或山或海

或森林或草原

一边是歌

一边就是酒

一边是晨曦

一边就是夕阳

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是一个“跨界”的人。庆幸的是，当今新的教育理念，如主题化学习、项目学习，也正倡导跨学科的融合。我早已习惯了在边界上行走，让读书与行走融为一体。

“理在事中，书在山外”：实践中的真知

朱熹曾在武夷山九曲溪畔，望着竹筏上载着的书箱感叹：“理在事中，书在山外。”八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读书？读书若仅仅是临水照影，满足于文字表面的浮光掠影，终究会受困于书本的囹圄；唯有让思想如闽江之水般奔涌不息，才能在汇入大海之际，遇见更为浩瀚璀璨的星群。

人类最初的阅读，本就是一场深刻的实践：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将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记录账目，当殷商的贞人在龟甲灼烧的裂纹中解读天意，知识的河流从来都裹挟着现实的泥沙，奔腾向前。

元代三明学者杨载在《诗法家数》中所言：“得句如得鱼，须向江湖寻。”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福建将乐玉华洞中，手持火把研读《水经注》时，洞壁上倾泻而下的地下暗河，使他豁然顿悟了郦道元著述的局限性。他当即撕下书页，记录下新发现的喀斯特地貌特征——这正是“以行破书”、勇于超越前人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在抗战时期烽火硝烟中的东南联大师生身上得到了重现。他们带着宋代建筑规范之书《营造法式》，深入考察福建永安的土楼，竟从中发现了宋代“举折之法”所蕴含的抗震智慧，与现代建筑力学原理暗合。

这种在行走与实践中获得的认知突围，让我想起波斯智者奥马尔·海亚姆的诗句：“我撕碎天文学家的星图，在自己走过的路上，重新标注星辰。”书中的文字并非知识的终点，而是引向未知世界的点点星火。

那些在福建岩前村土堡里研读宋朝兵书《武经总要》的乡民，或许比端坐藏书楼中的版本学家，更能深刻理解何谓“知行合一”。

正如沙县小吃的店主，能将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关于“重油”的理论，巧妙转化为拌面调料的黄金配比——知识的生命力，永远是在书斋之外的活色生香的烟火人间，在无数次的尝试与创造中得以彰显与延续。

当我站在朱熹亲手栽植的榕树下，翻开《近思录》，那些叶脉般的铅字，仿佛瞬间化作了充满灵性的生命经络。我深刻体会到，读书从来不只是知识的简单堆砌，更是一个将文字炼化为精神“舍利”的升华过程。

灵性之翼，诗意涟漪：教育的升华

读书，需要插上灵性之翼，荡漾起诗意的涟漪。这种跨越时空的灵性共振，应当在我们教育者的备课笔记中得以延续与闪耀。

譬如，我们的语文老师，可以将《楚辞》中描绘的种种香草谱系，与校园内的植物相结合，制作成生动的校园植物图鉴。当孩子们亲手触摸到薄荷叶，嗅到其清冽的香气时，便能瞬间领悟屈原“纫秋兰以为佩”的诗情画意。教育的诗意，正诞生于书页间的灵光乍现与现实世界的微妙吻合之处。

 

教育的诗意，恰似福建三明格氏栲国家森林公园清晨弥漫的薄雾，它既萦绕着《诗经》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古典意蕴，又浸润着现代生态课堂上传感器采集的鲜活数据流。在古典与现代的晨昏交界线上，教育编织出融汇古今、启迪未来的新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