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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背景：60岁的区少坤，在广州几乎是一个“比市长还出名”的人物。6年来，共有100余部私用公车被他“解救”。区伯的微博认证是“公车私用监督达人”，有3万粉丝。“公务员同志，你公车私用了，你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区伯在拍下需要被“解救”的公车后，一般会绕到司机跟前说上这么一句。区少坤也经常因此被骂、被威胁删照片、被吐口水、被打。但他说“只要活着一天，我就监督下去。”（6月29日《中国青年报》）

 
随手拍公车私用应成一场公民行动
   
舒圣祥
   
   
    区伯的故事很平凡甚至很渺小，在我看来，却拥有着感动中国的力量。随手拍下私用的公车，然后发到微博，并向相关部门举报，这似乎人人都能做到；可是，区伯能够坚持6年，并且无惧被举报者的报复打骂，实在是现代公民监督“三公”的楷模，配得上一个“平民英雄”的称号。用他的话说，“谁都能监督‘三公’，哪怕他只是个吃低保的小人物，哪怕这是用手去抓带刺的仙人掌。”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这样“较真的公民”，如果事事较真、人人较真，这个国家肯定会更好。
    公车私已用广为人们诟病。以至于某个副市长骑车送女儿上学，竟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然而监督公车私用无疑又是困难的，不是难在公车私用无从管理和监督，而是难在权力部门同时又是既得利益者。事实上，在技术上监督公车私用一点都不难，也无需花大价钱购买华而不实的北斗定位系统，只需做好两件非常简单的事：一是让所有公车“现形”，在车牌和车身上强制标示全国统一的公车标识；二是鼓励全民随手拍公车私用，并在网络上公开，严格追究公车私用者的责任，并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直至掳去官帽。
    随手拍公车私用的稀少，往往正与这两点有关。一方面，很多公车根本无法肉眼辨识，无从监督；另一方面，举报了之后，得到的答复大多都是包庇，偶有承认公车私用，违法成本也根本微不足道，倒是举报者个人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公民既没有监督公车私用的积极性，更没有监督公车私用的安全感和荣誉感。比如，就有人说区伯总跟公车过不去，是跟政府“有仇”；还有人质疑吃低保的他，是以“敲诈司机”为生。我相信，能说出这些话的肯定都是公车私用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当任何公民在行使公民权利时，都不需要自证“我是一个好人”。
    要遏制“三公消费”，要进行公车改革，杜绝公车私用应该是一篇必做的文章。为此，我们社会需要更多像区伯这样拥有宝贵公民意识的人，以理性与坚持的力量监督公车私用；政府部门更应该从区伯的坚持中得到杜绝公车私用的启发，创造监督条件，制定惩处罚则，鼓励更多公民都来随手拍公车私用。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像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一样，随手拍“解救”私用公车，应该成为一场有意识的公民行动。
   
   
    公民的“区伯”和制度式的“区伯”

前溪
   
    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坚持6年和公车私用“较真”，并且成为一个正义“符号”，这样的公民是让人敬佩的。然而，“区伯”毕竟只有一个，即便是令公车私用者闻风丧胆，但却没有永远的“区伯”。
    面对“区伯”举报，有些单位做得很好，不仅严肃处理，而且领导登门道歉，但有些单位根本就是置若罔闻。如此，区伯也是没有办法。况且，区伯虽然铁面无私，但也有“讲人情”的时候，面对警察公车私用送妻子看病，也无法硬起心肠。
    公车私用在现实生活一边是诟病不断，一边是公车私用不断，区伯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哪一天区伯生病了，又该怎么办？肯定会有人说，如果人人像区伯，那公车私用还敢吗？这话虽然没有错，但只能存在于假设中，因为不可能人人像区伯，我们也无法要求人人是区伯。
    一个人的区伯，或是几个人的区伯，其力量都无法与公车私用抗争。唯有制度式的“区伯”才有力量。整治公车私用，最根本的做法就是釜底抽薪。减少公车的数量。其实，这方面已经有榜样。据了解，韩国首都首尔市人口1200万，整个道政府只有8辆公车。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彻底减少公车，但做到严肃处罚应该不难，如果发现一次公车私用，那就立即下岗，如此，谁还敢公车私用？韩国公务员受贿1800元就下岗，香港对腐败“零容忍”，我们为何就做不到对公车私用“零容忍”？
    6年举报百余辆，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我们面对的是庞大的公车，一个区伯就算真的能螳臂挡车，也很难形成真正的震慑力。制度式的“区伯”其实也并不缺乏，关键还在于执行力。当制度式的“区伯”和公民式的“区伯”相结合，才会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足以将公车私用“踢”入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