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西安青年小卢高中时的一篇习作《春赋》上传网络后，竟被误传为南朝文学家庾信的作品，甚至还被拟作考题，出现在黑龙江佳木斯市的升学大考卷上。小卢哭笑不得地说：“想尽快澄清，以免误人子弟。”（《郑州晚报》 6月22日）
    高中生一篇并不高明的习作，竟会被鱼目混珠地误认为古代文学名家的作品，以至于成为“升学大考”中煞有介事的考题，这无疑是一件让人太过尴尬丢脸的大糗事。不止小卢会“哭笑不得”，庾信若地下有知，恐怕更会“哭笑不得”。
    如此糗事所以会发生，考试管理上的审查把关不严，当然是一个直接原因。这或许像有教师分析的，“一些出题机构或者语文教师没有严格把关，误用网上资料”。
    但这一糗事，真正的发生原因、更深层的“糗”处，显然远不止“没有严格把关”这么简单，而更在于，它实际上在无形中暴露出了一些所谓“出题机构或者语文教师”，在文学素养修养上极为贫乏浅陋、与其职业身份严重不符的真相。其一，出题者和教师，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读过庾信《春赋》。其二，对于庾信《春赋》这类古典作品，出题者也并没有真正的欣赏鉴别能力。不然，何至于分辨不出它与高中生习作的明显区别？这诚如小卢所说，“自己的文章很不成熟，稍微懂点诗歌的人应该能看出是篇现代人的习作”。不禁想起钱钟书曾辛辣讽刺的，“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而进一步站在时下中国语文教育的角度审视，又会发现，发生这种糗事，其实并非一种偶然巧合、也并非只是个别“出题机构和语文教师”的尴尬真相使然，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当前高度应试化、科场化的基础教育，不断衍生强化之后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应试化的中学语文教育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这正像曾有学者指出的，“把活的文学作品当做尸体来解剖”，如解剖为严重程式化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修辞手法”，解剖为可以成为试题的零碎堆砌的“知识点”、“考点”。囿于这种“解剖”式教育，不仅活的文学固有的灵魂生机会变得完全僵死、“血肉模糊”，相应地，包括学生和教师在内的教育参与者基于此的活的想象力、审美力、创造力，及其内蕴的审美、情感、人文教育，显然都会不断走向贫弱凋敝乃至荡然无存。
    而进一步伴随这种解剖式教育的必然趋势又是，经典原文日益变得并不重要、边缘化，而重要的是，那些直接归纳总结了各种现成“解剖”成果、标准答案的大量“参考书”、“教辅”、“习题”，直至能够逼真操练应试技巧的“模拟试卷”。
    事实上，这种应试教育背景下的“经典原文边缘化”、“模拟试卷”盛行趋势，并非今日独有的现象，早在科举高度程式化八股化的明清时代，就曾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便表示，“（八股取士）定得不好，读书人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而顾炎武更是批评，应试士子“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五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
    科举时代的士子热衷于“拟题”，以至于不读“本经之全文”，今天同样的应试环境下，教育者不识庾信文章、“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当然既不足为奇、也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