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人们养成了心怀恐惧的习惯，更形成了对自身脆弱性的意识
(2023-05-31 10:12:53) | 分类： 智慧之光 |
作者｜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至今在其领域内耕耘，被学界内外赞为最活跃的社会学家
恐惧文化不仅让我们感到不必要的恐惧，还阻挠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开发自身的巨大潜力，侵占和限制我们的自由。恐惧与自由的对立早已被启蒙运动思想家广泛认识到。1941年1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就在他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讲”中，将“免于恐惧的自由”描述为基本自由之一。演讲中，罗斯福使用“免于恐惧的自由”来描述一个没有战争威胁和人身攻击的世界。罗斯福不是空想家，他知道，这种恐惧是即使依靠法律也不能清除的生活现实。
今天，实现“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挑战在于驳斥支持恐惧视角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并消除其影响。社会化过程数十年来被误导意味着支持恐惧文化的反人文主义价值观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我们可以限制其权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抵消其恶劣影响。个人想要摆脱当今时代的宿命论束缚的确不容易，但是，通过拒绝接受消极被动的角色，人们会在追求个人自由的过程中收获丰厚。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勇敢这一美德在恐惧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勇敢及其他美德如理性、判断、审慎和坚韧都是消除恐惧视角的有效而灵活的解药。教育年轻人拥抱这些价值观可以确保新一代人培养出自信心，并对未来采取更加平衡和乐观的态度。勇敢是可以通过鼓励人们积极主动和承担责任的社会实践来培养的理想品格。通过主动出击和勇于肩负起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人们可获得对于培养自信心和勇气必不可少的生活经验。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信心源自我们应对威胁的生活经历。他断言，如果“经常遭遇危险并安全逃离”，“我们肯定会非常自信”。
勇敢者依然会恐惧，但他们不会被恐惧打趴下。一个勇敢的个体会借助推理和判断的力量。从历史上看，判断力的使用往往审慎地表现出来—审慎指能够运用理性管理和约束自己。作为美德，审慎的含义部分来自古希腊概念“phronesis”，翻译过来就是“实用智慧”的意思。审慎表达的是“认可并遵循最合适或最明智的行动方针”。有时候，审慎被误解为行为谨小慎微。然而，审慎指向一种多维度行为，反映的是一种愿意直面不确定性，并冒风险，以做出可靠判断的能力。因此，与倡导规避风险的安全价值观不同，审慎表示的是对不确定性持开放态度，并在合适的时候敢于冒险。
虽然经常被描述为四大美德之一，但审慎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思维品质—依靠推理和判断获得对世界的理解。正是这些特征确保那些勇敢者不仅对威胁做出反应，而且反思所面临的威胁的本质。勇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人们在机会和威胁之间找到平衡。最重要的是，勇敢为社会带来希望，消除恐惧文化对其的影响。它让我们认识到，不确定性在引发恐惧的同时还能带来希望。
汉娜·阿伦特甚至认为，勇敢不仅为社会带来希望，而且为社会行使自由的能力奠定基础。阿伦特指出：“勇敢使人们摆脱对生活的担忧而获得自由。”她赞同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即勇敢是“人类的首要品质，因为它保证了其他品质的存在”。勇敢帮助个人和社会不被恐惧情绪压垮。
在本书对安全价值观占支配地位的讨论中，我们指出，组织机构鼓吹不加评判原则是21世纪道德最具破坏性的特征之一。评判力的丧失与理性和容忍地位的下降密切相关。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毫无例外地体现在希望控制、调整和微观管理民众生活的家长制心态。恢复评判的重要地位是重建一种对批评、质疑和实验持真正开放态度的公共生活的先决条件。容忍批评和质疑的存在有助于创造一种使人们可以将所面临的挑战视为影响未来的机会的环境。社会依靠评判学会驯服恐惧，并为人们创造掌控自己命运的空间。运用评判和推理揭开恐惧文化的神秘面纱，重新引导社会拒绝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社会化的治疗性转变使帮助指导人类管理威胁的价值观失去了权威影响力。正是这些价值观权威性的下降导致恐惧视角出现，并成为我们时代的关键推手。事实上，任何一种对于思想开放、心态宽容、敢于创新、以人为本的社会而言不可或缺的价值观，都与恐惧文化支持的规范相对立。要消除恐惧文化的恶劣影响，就有必要重新调整这些价值观。重新认识这些价值观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是用希望视角取代恐惧视角的起点。
虽然人类永远无法摆脱恐惧情感，并且总会遭遇威胁，但是创造条件将社会从恐惧文化中解放出来总是必要和可能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占支配地位的安全观将自由贬低为二级价值观，限制人们探索、实验、冒险和选择的自由，阻碍人类的发展。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以要求人们不要心怀恐惧来对抗恐惧诉求；一些现代主义思想家希望，科学、理性和知识可以消除恐惧的腐蚀性特征及后果，这种想法显然太过幼稚。不过，设想一个恐惧不再是公共生活主要驱动力的世界完全是可能的。挑战并边缘化将恐惧用作政策和公共诉求基础这一现象可以视为针对目前的政治停滞和衰竭状态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提出一个面向未来的视角来取代恐惧视角是社会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
抵制恐惧视角最有效的方法是让社会拥有能够赋予民众适应不确定性所必需的意义和希望的价值观。前几章提出的问题不是关于恐惧本身，而是关于社会在培养那些能指导它应对不确定性及威胁的价值观方面的困难。那些关注恐惧政治化恶劣影响的人需要在此挖掘得更深入一些：恐惧的政治性使用在文化领域得以延续是因为规避风险和谨慎行事被等同于负责任的行为；安全凌驾于其他所有价值观之上的特权地位很少能被撼动或受到质疑。然而，恐惧政治批评家们往往意识不到或忽视支撑其批评对象的根基。
利用人们的焦虑和软弱蓬勃发展起来的预防文化在社会中赢得支配性的权威地位。但是，这种权威性并非不可挑战。该文化不断诉诸负面论证来支撑其观点这种做法并不能激励社会。预防文化会引发恐惧、焦虑、愤怒和怀疑，却无法激起人们的信任和责任感。最重要的是，它不能激励民众去为理想而奋斗，不能给人们带来希望。难怪目前的恐惧文化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最后一点：我们被期待要对未来感到恐惧已经够糟糕的了，更糟糕的是，占支配地位的末日目的论把人们贬低为人类无法控制的世界里的一个消极角色—无能为力的袖手旁观者。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担忧的一点不是养成了心怀恐惧的习惯，而是形成了人对自身脆弱性的意识。人类必须被定义为脆弱的生物吗？我们必须心怀恐惧吗？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已经走在了本能地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光明之路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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