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第一次失业，时年27岁；一年前，第二次失业，时年32岁。现在，第三次失业，时年33岁。

  五年前，憧憬“三十而立”的我，正处在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人生第一个事业高峰期。最年轻的省级经理，分管地域面积占国土三分之一强的甘青宁蒙藏市场，带领着一帮年龄比自己大N岁的兄弟们，驰骋西北市场。公司被某人收购，我在消息公布的当天，提交辞呈，成了第一个离职的省级经理。赋闲在家五个多月里，整日诵书不辍或游冶山水，无一日心烦神忧。

  一年前，三十而未立，功名尘与土的我，再次辞职。个中原因，不必细说。但是，辞职后的状态比上班时的状态更好。省掉了来回单位的时间，我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上班时多出了两个多小时。同样是诵书不辍，游山冶水，不过更多的时间在花在海外资讯编译、行业评论写作上。“每日给自己垫一块砖”，这是当时我给自己的鼓励和要求。其间，尽管曾报考本地某报记者，并在与一帮新近毕业的研究生同台竞技中力拔头筹。但是，还是很遗憾地接到了“很遗憾”的电话。不过，一个月之后，再次接到“很遗憾”的“一周内到报社报到”的电话。在本地某报汽车版做了一个多月的广告员，发了几篇某某巨头减产、某某巨头大裁员等等不合时宜的“编译稿”，我告诉自己：经过双向选择，我们彼此不合适。于是再次离开，回归到全球经济危机失业大军的队列中。

  春节前，一位朋友和一位北京的朋友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咖啡厅小坐之后，桃园三结义，六拳打天下，我拥有了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很多年的春节，我都是到外子的老家过年。去年也概莫能外，不过不同的是，去年的春节过得特爽，特豪情壮志。年初八，手提肩扛“简单”的行囊，我来到了首都，来到了北京。不过确切的说，应该是：北京！我来了！同行的朋友则在一旁订正：我来北京了。

  八个多月，二百五十多个日夜，去掉出差和探亲的部分，我拥有着二百多个北京的日夜。北京的日夜，激情、归属感、崇敬感，神圣感的日夜。我忙碌并快乐着，充实并冲动着。尽管我始终相信明天的作品肯定比今天的好，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北京的日子，是我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光。现在是，将来也可能仍然是。

  国庆节前，我离开北京了。之所以说离开而不是从北京回家，而是对我来说，别离意味着失去，失去意味着不会再来！

  在家的一个多月，同样的诵书不辍，同样的游冶山水，同样的编译写稿。但是，诵书不辍非常心不在焉，游冶山水非常心神不定，编译写稿非常艰涩难行。人到中年万事休，何况我也曾经意气风发，也曾“少年何必觅封侯”过。

   两位老人，不，确切的说应该是两位在身边的老人和两位在老家的老人；两个女儿，不，确切的说应该是两个双胞胎女儿。每一天都在我的身边，我的耳边，我的心上，看着我，问着我，担忧挂念着我。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再一次失业了；我只能对他们说：年前不过去了，在家也一样工作，而且能省下千八块钱来回路费呢。

   我更不能回答妻的质疑，因为已经不必再次回答她有关“你是不是还没改掉恃才傲上，假清高的毛病。”我有时候也问自己，可不可以改，有没有必要改，怎么改的问题。但每一次我都无法给出自己满意的答案。因为，失业时的我，显然能给出肯定地答案；但是，就业时的我，却不能够说服自己向在别人看来很正常，但是在我看来“乖乎道”的人和事低头。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概不过如此吧。

  33岁的我，第三次失业；33岁的我，第四次站在新事业的起点上。我问自己，也许不会再有下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