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词源辨微

 艾俊川

汉语中表示商业贸易之学的“商学”一词，是清朝末年随着中西通商和西方商业学说、商业教育传入中国产生的新词。对“商学”名词的起源年代，学界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已有研究对细节不够重视，结论也稍欠准确，因此还可以再加考辨，以尽量接近这个词的源头。

一、《盛世危言》与“商学”

对于“商学”一词最先出现在何时，杨艳萍的《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本书的1.3.2《郑观应率先提出具有双重内涵的“商学”概念》一节中，杨艳萍提出:

曾在英商宝顺洋行和太古洋行担任买办的郑观应，是最早正式创用“商学”概念的中国人。他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商战”思想的基础上，于1890年率先明确使用了“商学”的概念。在《盛世危言 商战》篇中，他全面形象地阐述了“商战”思想，提出中外通商之后，“商务极博，商理极深，商情极幻，商心极密”，要祛除不屑工商之积习，必须讲求“商务之学”。……此后，在进一步介绍西方英、法、德、奥等国通过广设商务学堂，讲求经商贸易知识，从而达到商务繁荣、民富国强的经验时，他又首次正式使用了“商学”一词：

京都皆开商务学堂，教习通商规例，以便贸易远方，时有精于商务之人特著一书，谓商学之要有五：曰地学、金石学、地理学、植物学、生物学；书分四册，首言货物来源，次言工艺制造，三言古今商务兴衰，沿革更变，四言近今商务。

德于数十年前师法英人，设商学以教贸易……故商学堂中人才蔚起，而德之商务大兴。奥国近亦讲求，分为三类：一则银行典质货物曁保险各事，二则制造各法及销售运货脚价，三陆地转运之法并邮政电报各事。是以泰西各国商务日振，国势日强，民生日富。

《盛世危言》是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之前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书中明确提到“商学”概念和名词，会对这一词语的传播带来重要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说“商学”概念和名词由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创用”“首次正式使用”，却非事实，需要稍加辨正。

杨艳萍从《盛世危言》中引用的郑观应两处谈到的“商学”——“商学之要有五”及“设商学以教贸易”，都具有近现代意义，前者指有关商业贸易的学科，后者指教授商贸知识的学校，所述均为西方事物。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毕生都在撰写修订的书，它的最初版本，是“光绪甲午（1894）仲春付印”的五卷本（参见费成康《盛世危言版本考》），因此它产生影响，是1894年之后的事。

从《盛世危言》各版本的内容变化，还可以看出郑观应使用“商学”一词的具体时间。初版《盛世危言》有《商务》《商战》各一篇。光绪二十六年（1896），郑观应将新写的文章辑为《盛世危言补编》，于春季出版。至下半年，他又将补编与《盛世危言》合并，出版《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二书出版时间见费成康的考证）。此时“商务”增加到五篇，最先的《商务》篇改为《商务三》，“商战”则增加一篇《商战下》，原先的《商战》改成《商战上》。杨艳萍指出的“商学之要有五”一节出自《商务二》，“讲求商务之学”一节出自《商战下》，它们都是1896年新增的内容。

出现在《商务三》中的德、奥等国“设商学以教贸易”，才是《盛世危言》初版的内容，而这一用例恰恰另有出处，可以考出年代。

光绪十九年十月（西历11月）出版的第五十八期《万国公报》，在《西国近事》栏有一条《奥斯马加国：讲求商学》的消息：

 “前数十年，德国见夫英之贸易甲于天下，遂于国中讲求商学，并立博物院一区，搜罗各国货物置之院中，藉资取法。如是数年，商学中人咸能著书，畅发制造之新法以及通商获利之所在，而德国之贸易亦大振兴，逈非昔比。于是而各国亦一例加设商学也。兹据西报，奥国近尤加意于商学，惟所讲求者分为三类，一则银行并典质货物曁保险各事；二则制造各法及各销售并运物脚价；三陆地转运之法并邮信电报各事。至此商学，奥国久已设立，加之整顿者数矣，迩见各国于此大为变通，故复为研究，以期久行而无弊。合计三十年间，各国之始终在于商学读书者，共五千一百四十四人云。

奥斯马加国即奥匈帝国，此处说的只是奥地利。“西国近事”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口译，江东老竹笔述，江东老竹是《万国公报》华人编辑、宝山人袁康的笔名。当年十一月十八日（12月25日）的《申报》转载了这一消息，但未署翻译者的名字。

李提摩太说他的消息来源是“西报”，暂不知是哪家报纸，但可以知道这条消息的源头，来自Edmund J. James,编著的、1893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商人教育 四》（ Education of Business Men.—IV）一书。这部书报告了欧洲的商人教育情况，谈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奥地利，其中详细介绍了维也纳商学院（Vienna Commercial Academy）的情况，包括各年级的各项课程，即所谓“奥国近尤加意于商学，惟所讲求者分为三类”。在统计维也纳商学院的毕业生时，书中写道：“It is of interest to note how many students have completed the course of study and obtained the certificate of graduation. It appears that in the first period, 1858 to 1872, there were 1714 graduates; second period, 1873 to 1877, there were 1262 graduates; third period, 1878 to 1888, there were 2168 graduates, making a total of 5144 in the thirty years of the life of the academy.”这正是《讲求商学》一文中译述的“合计三十年间，各国之始终在于商学读书者，共五千一百四十四人”，只是“各国”云云，应属误译。从中也可看出，彼时作为学校的“商学”，对应的是英文 “commercial academy”。

《盛世危言》中的相关内容，全部摘引自李提摩太和袁康的这篇消息，等到印入书中，已是1894年春天以后的事了。由此可见，郑官应在《盛世危言》中谈论“商学”的最早年份是1894年，然后是1896年。杨艳萍说的“1890年”，并无根据。

这也说明近现代“商学”的概念和名词不是郑观应“创用”或“首次正式使用”的，他只是从李提摩太和袁康的文章中袭用下来，而李提摩太和袁康，也不是最早使用“商学”概念和名词的人，因为在此之前，这个词已在使用。

二、“商学”一词的早期用例

追寻“商学”语源，首先要说明，由“商”和“学”二字组成的词语古已有之,但与今天的词义不同。古汉语中的“商学”，一指商代的学校，如宋陈祥道《礼书》卷四十八“学校”章说：“瞽宗，商学也”；一指商讨学问，如明耿定向《念庵罗先生传》说：“（罗洪先）是日犹米，偕何、黄二公联榻萧寺中商学焉”（《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这两个义项，均能望文而知义。

古时“商学”还有一个义项，即专门为商人（主要是盐商）子弟开办的学堂或保留的学额。明万历间宁夏巡抚张九德曾“创设商学，以便商贾子弟肄业(许容《甘肃通志》卷三十《张九德传》)。清顺治十一年，朝廷规定各省府学须为商籍生员保留若干入学名额，这种制度也称为“商学”，乾隆间素尔讷编纂的《学政全书》，在卷六十七专辟“商学事例”一章。这个意义上的“商学”，一直使用到光绪末年废除科举之时，还与我们讨论的专指商贸之学的“商学”并行了一段时间，但并无渊源关系。

在《盛世危言》中，除了杨艳萍举出的两个语例，实际上还有一处说到“商学”，见《商务三》：

则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箴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

郑观应建议清政府未来在商务局中开设的“商学”，招收的是“殷商子弟”，目的是“破愚开智”“罚伪赏信”“劝创戒因”“务大箴小”，对商人子弟从人格到知识“分门别类”全面培养，以期他们学成之后成为合格商人。从招生对象和教学内容看，这显然是清代商人子弟学校的延续，而非近代商业学校的肇始。这个“商学”，还不能理解为今天的意思。

那么，现代意义的“商学”出现在何时？还要在清末书报中搜寻，虽难言最早，总可找到较早的语例。

在概念方面，光绪三年二月初三日（1877年3月17日），《申报》发表题为《论种植之利》的评论，文中说“今西国通商格致之学渐行于中土，其大要有三：曰天文、曰地利、曰器用而已”。格致之学即科学，通商之学当即我们今天说的“商学”，此时只有概念，尚无名词。 这一概念要比《盛世危言》中的“商务之学”早出近20年。

在名词方面，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1891年1月25）《申报》刊登上海养正学堂的广告，宣称学堂“添课天文、格致、算学、商学”，号召学生赶紧报名学习。对于何为“商学”，广告说是“商务则例、算法、尺牍”，即贸易规则、会计核算、商业文书等商务课程。虽然这些速成课程稍嫌简陋，但养正学堂所说的“商学”，已经是被赋予新义、成熟的表示商贸之学的名词了。     

原刊于《上海财经大学博物馆馆刊》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