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俄礼收藏的太平天国路凭

艾俊川

 [摘 要]  笔者新近发现的太平天国水陆路凭，原由美国驻华外交官弥俄礼（1837-1905）收藏。路凭颁发给五位美国人，用于他们由无锡向苏州解送军装。这张标准化的经过实际使用的路凭，有助于了解太平天国的人员通行管理制度和对外贸易情况。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一直实行严格的社会管理，其中包括人员通行管理。人们无论出入省境、县境还是乡境，必须申领路凭，由沿途关卡查验无误才能放行。

太平天国的路凭制度并未留下成文法令，今人对这一制度的了解，主要依靠对零星史料的勾稽整理和对路凭实物的分析研究。章义平《太平天国路凭制度蠡测》[1] 、庄建平《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简释》[2] 和郭存孝《逢天安等给外国商人的水陆路凭(副本)》[3] 等，都在这一研究领域做了很好的工作。

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路凭实物成为研究路凭制度的重要资料。太平天国的路凭制度实行多年，覆盖社会所有人群，其路凭发放量巨大，但由于使用后需要缴销，再加上清政府禁毁，存世的路凭寥寥无几，原物只有十件左右，分藏国内外各收藏单位（有的仅见于报道）。另外还有八件路凭、两件关卡凭照的抄件，藏于上海档案馆。

通过路凭实物了解相关制度，需要对它的形制、文字内容和过关查验记录等进行综合考察。但现存的路凭实物，除了安徽歙县博物馆收藏的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颁给徽州郡南乡民姚社有赴街口买货的路凭是印刷的标准本外，其余均系临时书写，内容简略，形制各异；抄本则只能提供文本，无法反映形制。而且现存路凭均无过关查验记录，难以了解其使用情况。这些缺陷也影响了相关研究，使学者们对太平天国路凭性质、用途的认识产生分歧。

                                             弥俄礼

新实物、新史料的出现，有助于弥补缺陷，推进研究。下文介绍的这张新近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就是如此。

这张路凭原属于美国外交官弥俄礼（Oliver Bloomfield Bradford ，1837-1905）。弥俄礼于1862年来到中国，先后在美国驻厦门和上海的领事馆工作，曾担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于1878年回国[4] 。在此期间，他得到一张太平天国路凭并寄赠给在美国的女儿用作纪念。路凭签发时，弥俄礼刚刚来华，尚在厦门，因此并不是颁发给他的。2011年初，这张路凭通过eBay拍卖回到中国。[5]

水陆路凭

弥俄礼收藏的路凭系纸质印刷品，其形制与太平天国乃至清代其他证照相似，版框为长方形，上部截去两角，略呈碑形。不计缺角，板框高25.7厘米，宽28.7厘米，四周双边。板面内上方横书“水陆路凭”四个大字，下方为一长篇文字，文本中留有空白以填写申领人的姓名事由。填写后的文字内容如下：

九门御林开朝勋臣㸠天福李  为

给发路凭以备稽查事。兹据 外国洋人伍名 官 △  员统带兄弟 △ 名水手 八 名马 △ 匹船 壹 条民夫 △ 名轿 △ 乘车 △ 辆，由 无锡县 至 苏福天省 止，为 解军装事 事，合给路凭，俟到该处，或缴销，或换凭旋回。仰沿途守关把卡官员兄弟人等，照验无错，方得放行。倘有违凭越限、所载人数不符并形迹可疑以及生端需索乡官、滋扰乡民，即行擒拿，送交该处□[佐]将，按法究办。须至路凭者。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 壬戌十二 年 十一 月 初七 日给。

字第 四十九 号限 回 日缴销。

其中黑体文字是填写的内容，△是用朱笔勾画填充空白项的。“该处□将”句中“□”未印上，依太平天国军制和其他存世路凭的文字，所缺应为“佐”字。

路凭的左半部紧贴板框钤朱红官印，龙边，印文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开朝勋臣㸠天福李世□”。人名最后一字左边偏旁不存，右边是“睪”，以清人取名习惯推测，当是“泽”或“绎”等字，以“泽”字概率为大，我们姑称其人为“李世泽”。

李世泽的头衔为“九门御林开朝勋臣㸠天福”。“九门御林”、“开朝勋臣”都是太平天国加封的虚衔，前者表明是受信任的军官，后者表示是在太平军进入两湖三江之后加入的成员。“天福”是六等爵的第三等，“㸠”是系衔。“㸠天福”及“李世泽”其人，以前未见记载。“天福”之爵，在太平天国早期地位崇高，但后期封赏泛滥，已难从爵衔判断官员的实际职务。从路凭由李世泽签发以及预刻官衔姓氏看，他应是一位负有长期责任的地方或部门官员。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一月初七，为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元1862年12月18日。[6]

路凭右部上方钤有三方经过关卡的验照戳记。中间钤“永胜大关图记”朱印，另用墨笔填写查验日期“十一月初七”；右边钤“铁铃关卡查过”朱印，墨笔填写“十一月初九”。左边钤的一枚朱印，印文六字，只能辨识出后四字为“大关图记”，失去关名，也未填写过关日期。

在路凭的填写内容上，有朱笔勾点，这是守关验照人员在查验时逐项对照所做的标记。

这张路凭的通行路线，是从无锡到苏福天省，也就是省城苏州。查验路凭的三个关卡，应该都在这条路上。永胜关位于何处，未见记载，从其查验日期与路凭的颁发日期相同看，应在无锡城外。铁铃关在苏州阊门外，过此关即到苏州。失去名字的“某某大关”，应介于二者之间。美国商人从无锡解送军服至苏州，经水路走了两天时间。

此外，还有一页用钢笔书写的英文说明，用火漆固定在路凭上，是对太平天国官印用途的说明和对印文的翻译。

在太平天国，西方人士进出也需要申领路凭并接受查验。此前已知太平天国颁发给外国人的路凭一类通行文书，共有3件实物。一是辛酉十一年（1861）三月王宗脉天安洪仁茂为洋兄弟前往天海关事所发路凭，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二是辛酉十一年八月精忠军师干王洪仁玕为洋邦古路吉先生前往洋船公干所发宣谕，现藏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三是癸开十三年(1863)十月真忠军师忠王李秀成为洋兄弟伶俐赴上海、宁波购买兵船事所发路凭，见伶俐（A.F.Lindley,1840-1873）所著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1866)卷首影印图版。

上海档案馆收藏的路凭和关卡凭照抄件，原件颁发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至癸开十三年五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对象均为洋人、洋商和洋兄弟，事由多为买办洋货或采办武器，说明西方商人与太平天国之间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和贸易关系，特别是有频繁的军火、军需交易。

太平天国迫切需要来自西方的军火、军需，也欢迎洋人从事贸易。癸开十三年九月，李秀成和谭绍光在致戈登书信中说：“至各人军装炮械，彼此皆知底细，你处图利，我处置办，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若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交易。” 洋商中也不乏美国人。上海档案馆藏路凭抄本中，就有颁发给花旗商人的。弥俄礼所藏路凭的持有人到苏福省“解军装”，显示出美国人与太平天国之间又成功做成了一笔军需生意。

可以看出，在所有存世的太平天国路凭中，弥俄礼藏本携带的信息量最大，对了解太平天国路凭制度和对外贸易情况的帮助也更大。

首先这是一件印刷而成的标准件，经由管理部门制定颁发， 体现了最基本的路凭制度。另外3件发给外国人的路凭，虽然颁发人名高位重，但内容都是临时手写的，事由也各有特殊性，难以体现通用规则。

其次它清楚记录了路凭的使用情况，从凭照印制、官印使用、内容填写、关卡查验、时空记录等诸多方面，完整复原了路凭使用也就是人员通行管理的全过程。

再次它说明太平天国对洋商通行进行常态化管理。从文字看，这张路凭其实是为太平军官兵出行设计的，但颁发给洋商使用，说明对洋人出行与内部人员一体管理，洋人并不享受特殊待遇。这间接反映出当时洋人往来频繁、贸易畅通的情形。

最后，通过路凭的内容，我们可以加深对太平天国路凭性质的认识。凭文的前半部分，列明持有人身份、人数、旅行事由、携用的交通工具等；后半部分，列明守关把卡官员的查验内容和责任，也规定了持有人必须遵守的规则。它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身份，但不能等同于后世的护照；它是商人出行必备的证照，但不承担验货征税等功能。因此，太平天国的路凭仍是一种通行证，用于旅行许可、约束持有人行为以及防范奸细等目的。既然它不是专门颁发给商人的，之前学界持有的那种认为路凭属于行商营业执照的观点，[7] 未免思之过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