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铜版”一词义同“监本”

对中国古籍版本鉴定和研究中的“铜版”问题，笔者曾在《文津学志》第五辑发表过《谈铜版》一文。此文的一部分旨在说明，无论是文献中出现的“铜版（铜板）”典籍记载，如五代“天福铜版”九经，还是清代流传至今的很多标榜“铜版”的科举用书，其“铜版”一词都不是对印版材质的真实说明，而是古代出版业惯用的一个带有广告性质的词语，表示书籍的文字经过官方校定，准确无误。“铜版”略同于“监本”，即“定本”之义。

这个观点建立在全面论证之上，如通过对实物的鉴定，确认现存“铜版”科举用书均为木版所印；清代以前的青铜铸造和雕刻技术难以制成用来印刷的大套书版；中国历朝皆实行禁止民间制造使用铜器的政策；宋代和清代出版广告中对“监本”与“铜版”的特点表述近似，等等。

但在写作《谈铜版》一文时，笔者因所见不广，未能提供“铜版”语义等同于“监本”的直接的文献和实物证据。当时我说：“将历史上的有关信息贯穿起来，虽然尚无直接证据，但可用间接证据组成有说服力的证据链，说明‘铜版’是长期在科举用书出版圈内流行的一个词语，代指‘监本’。”又说：“可以说明‘铜板’性质的文字资料少，实物断层，也并非因为这个词语使用范围小、时间短，而是因为这类科举用书都是敲门砖，用后即丢，无人重视。历来藏书家不搜集这类书，即便买过、读过、用过，也不会著录在藏书目录中，因此难得有文字资料可以引用。就像现代家庭以及图书馆不收藏中、小学生考试读物一样，古今情理，可以概见。不过对于‘铜板四书五经’，虽然各大图书馆收藏得不多，民间和中小图书馆的收藏总量应该较多，假以时日，应会有更多可以表明‘铜板’真正意义的资料，包括清以前的资料出现。那时就可以加强证据链中薄弱的环节了。”

现在看，得出这个结论、做出这个说明并不算鲁莽，因为经过几年的搜寻，特别是对网上资源、国外图书馆藏书的检索利用，可以发现明清社会大量使用的“铜版”一词，很多就是用来表达“确定”“不可更改”之义的，而且一些存世古书中“监本”“铜版”作为同义词可以互换使用，这就补足了上述证据链的缺环。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至少从明末到清末，出版业的所谓“铜版”，只是一个用来标榜“定本”“校对无讹”的词语，并不存在铜质印版实物。而更早的宋元时期，“铜版”应该也是此义。兹就有关问题再作论证。

一、明清语言中“铜版”表示“不可更改”

检索明清古籍数据库，可见“铜版”(或“铜板”，二词同义异形)其义有三。一是用铜制作的印版，如印刷纸钞、盐引的铜版，实有其物；二是制作器具的铜版材，也实有其物；三是进入日常语言的“铜版”，则与铜无关，只是一个带有譬喻色彩的词语。

明代南京后湖黄册库保存着数以百万册计的黄册，即登记户口、赋税的籍册，被民间俗称为“铜版册”。正德九年（1514），南京户科给事中兼管后湖黄册库事务赵官编成《后湖志》一书，其跋云：

“始官髫龀，僻居于蜀，闻父老相传，金陵后湖有所谓‘铜版册’者，藏之中洲，非公事罔敢擅越，望之若仙山。”[①]

赵官是正德六年进士，他年幼时即听到“父老相传”，则“铜版册”的说法产生得很早了。与赵官参互考订《后湖志》并作序的杨廉，曾有诗吟咏“铜版册”。《杨文恪公文集》卷二《和储静夫户侍玄武湖二首》之一云：

“群公湖上欣持杯，此会难再须徘徊。百年籍册比铜版（俗传，军匠后湖有铜版，不得改窜），祖皇严令如春雷。就中半字谁敢裂，冤抑扣之自能雪……”[②]

这首作于正德七年的诗，将“铜版册”的性质说得清清楚楚。明代黄册都是抄写的，并非印刷品，而且有严格的编写标准，不得有一字涂改。它所能“比铜版”的特性，就是“不得改窜”“就中半字谁敢裂”。

按明太祖所定制度，无论是户籍还是赋役，只要登记在黄册上，就要世代遵行，不得更改。罗懋登《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之十八“一班鬼诉冤取命，崔判官秉笔无私”：

“第十一宗是三千名步卒……都说道：‘我们都是爪哇国上铜版册的军人，跟随总兵官出阵，大败而归，切被南朝诸将擒获。’”[③]

虽小说家言，也可见“铜版册”对社会影响之深。

明冒日乾《存笥小草》卷六记录了他知安陆县时的一则判词：

“叶廷蕙，春四籍也。春四不可则跳而之太四，太四不可则又跳而之春二，三徙承间而徭不及焉，亦大巧避哉！蕙称里役系铸铜版，似不可践更。乃原贯某里某甲独非铸铜版乎？而何徙之数也！其词游矣。合与王位敏朋收南粮，不许避役。”[④]　　

此处“铸铜版”直接表示“登记在册、不可改变”之义。

上述两例都和黄册有些关联。也有毫不相关的。明陈汝元《金莲记》下第十九出“饭鱼”，写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受到狱官勒索羞辱，苏轼唱道：

“我本是待漏的列鹓行、冠盖俦，操觚的焕蛇神、词赋首，端只为墨狼骄飞越三江口，因此上剑龙嘶凄凉八月舟，到做了楚大夫铜版羞，怎免得贾大傅承尘疚，怕对西风弄蒯缑（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⑤]

《汉语大词典》在注释“铜版”时，引此句为例，说是“用铜铸成或用铜板刻成的印版。”然而，无论楚大夫屈原还是苏轼，其被谗蒙羞的情境都与“印版”无关，这里的“铜版羞”意指“不可改变、难以摆脱的羞辱”。《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实属误读。

崇祯进士金堡（1614-1681）明亡后于丹霞山为僧，法号澹归、今释，撰有《遍行堂集》。《续集》卷十他写给栖贤寺角子虬和尙的信中说：

“十一来，却又硬差排作丹霞化主。天下无不散底筵席，不可离了丹霞，常将一条绳子吊住也。仔细思量，澹归是铜板刋定一名化主，除却化主更无丝毫用处。”[⑥]

所谓“铜版刊定”，不仅与印刷无关，也与黄册无关，只用来表示“命中注定、改变不了”的意思。

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但这些已可说明，从明至清，“铜版”在铜质印版的实体外，另引申出“刊定”之义。这应是由于宋、元、明三代纸钞、盐引等重要凭证都用铜版印刷，这些铜印版的内容由国家确定，一经铸成即不得修改，也无法修改，而又可长久使用保存，由此产生出“铜版”“铸铜版”这样的超越了印刷行为而进入大众语言的词语。这是印刷特别是印钞技术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表现。

二、明清书中“铜版”与“监本”可同义互换

古时国子监的一个职责，是作为国家出版机构，向社会提供被称为“监本”的标准文本。监本的特点是文字经过国家审定，没有错误，也不可更改，即所谓“定本”。这与“铜版”的特点恰相符合。在当时，书籍出版业是难以制成印书铜版的，于是“铜版”就成为出版质量最高标准的象征。出版业用“铜版”来称呼“监本”，以表示其作为“定本”的最高水准。

清初人陆舜撰《陆吴州集》，开篇是一首《拟御制十三经序》，略云：

“朕惟皇祖基命，用肇造我国家。及我太宗，仰承天庥，拓疆展土，奄有万邦。洪惟我幼冲人缵承丕绪……庶几考古定宪，师圣益愚，近法宪章，远通经术……则有十三经，为易、诗、书、春秋、礼记以及周礼、仪礼、论语、孟子、公羊、谷梁、孝经、尔雅……用特取所谓十三经者，寿之铜版，藏诸太学，以广为颁行，俾人人务崇实学、湛乎经术……”[⑦]

陆舜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康熙三年（1664）进士。此文用顺治帝甫登基时口气，当作于入清后不久。可见时人心目中的“太学”（国子监）所刻书即为“铜版”之书。

再来看看流传至今的那些标榜“铜版”的科举用书。在中国，这些书不受重视，不在藏书家的收藏之列，但在国外图书馆，它们和其他中文书籍受到同等对待，更容易保存下来并得到详细著录。德国的两家图书馆即藏有数部清代举业书，明确将“铜版”指向“国子监本”。

如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易经正文》，封面题“道光戊子新镌，铜板易经正文，振贤堂藏板”，卷端题“监本易经全文卷之一”（图1）。属同一套书的还有《诗经正文》，也是封面题“铜板”，卷端题“监本”（图2）。这两部书封面的“铜板”相当于卷端的“监本”，二词可以互换，为同义词[⑧]。

图1

图2

再如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四书章句》，封面题“甲戌年新镌，铜板四书监本，五云楼梓”（图3左），将“铜板”视为“监本”的出版形态。“甲戌”上未署年号，该图书馆著录为嘉庆十九年，当有所据[⑨]。

图3

又如柏林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正文》，封面题“审音辨画校订无讹，里如堂四书正文”，每卷卷端题名不一，如《论语》题“振贤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图3右），《孟子》题“□□□较正监韵分章分节四书全文”，二、三两行则题“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也是将“铜板”视为国子监本的出版形态(图4左)。

此书未题刊刻年代，据字体当为清后期刻本。法国汉学家茹莲（今通译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在182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甲申）出版《孟子》的拉丁文译本，并在下册附印了中文版本，题为《西讲孟子》。首页前三行分题“刻石堂较正监韵分章分节四书正文；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尔梁茹莲司他泥缌喇涘校”（图4右），内容和版式与这部德藏《四书正文》显然为同一系统，惟将“原本”误为“原木”。

图4

按此《四书正文》的祖本，当为一个明末刻本。这从卷端的“监韵”“经魁”等明代习用语，以及将“校正”写作“较正”等可以看得出来。校订者当为广东顺德人陈豸，万历十九年举人，历任槁城、福州教谕，福州海防同知，在万历四十二年因被在福州监税的太监高寀拘为人质而入史，官终庆远知府。陈豸的字在书中写作“廊寰”，不辞，实应为“廓寰”，盖数百年辗转翻刻而致误（德国国家图书馆书目又将作者误为“陈豸廊），叶向高《苍霞续集》卷三《送陈廓寰公祖署邑还郡序》可证。柳存仁撰《百年来之英译<</span>论语>其一》，著录了1898年香港荷理活道有Man Yu Tong(文友堂？)刊印的英汉合璧之《中西四书》，凡六册，封面题署“光绪三十年正月点石斋石印”，《大学》部分首页署“经魁陈豸廓寰甫校”[⑩]，这是“廊寰”乃“廓寰”之误的另一例证。

柳存仁所见《中西四书》的《论》《孟》部分，题署“特赐进士颜茂猷壮其较正”。柳氏谓检清代进士及游学毕业进士，均无颜茂猷其人。实则颜茂猷并非清代进士，而是明崇祯七年进士。书坊将他与陈豸牵合在一起“分校”《四书》，也再次证明陈豸为明代人，上述《四书正文》的祖本系明末刻本。

德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另一部《四书正文》，只存《论语》两册，上册卷端题“里如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下册卷端题“省城醉经楼较正监韵分章分节四书正文”，两册字体、纸张均不相同，实为配本。由此可见当时此类书标榜“铜版”的风气之盛。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一成不变，使为科举服务的出版业也陷入停滞，举业用书辗转翻刻，明人编的书到清末还在使用，号称“铜版”“监本”却错讹不堪，这固然是读书人的悲哀，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表明“铜版”真实含义的难得资料。

“铜板”即“国子监原本”，通此一义，再来读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所谓“江宁铜版”，即清雍正八年（1730）启盛堂印《四书体注》的朱印广告“《体注》一书行世已久……余不惜工本，将铜版精刊，字迹端楷，点画无讹”，就会豁然开朗：所谓“将铜版精刊”，即“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精刊，并无神奇可言。启盛堂印《四书体注》只是一部坊刻的木雕版举业用书，其版与“铜”并无相干。

这也说明了为何即使在乾嘉考据盛时，也没有人对重要的“天福铜版”进行考证。因为那时的人都读着“铜版”书，知道“铜版”的真实含义。只有到了清末，去古愈远，其本义才渐渐迷失。

虽然明清书坊将“铜版”与“监本”混为一谈，但并不表明这些“铜版”书真的是根据监本翻刻的，或者与国子监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很多标榜“监本”的书，与国子监也没有关系，它们只是书坊浮夸的广告语。在对历代国子监刻书的研究中，也需要注意不被“监本”二字误导。

至此，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明至清，“铜版（铜板）一词有纯语言范畴的“确定”“不可更改”之义。二是清代保存至今的印有“铜版（铜板）”字样的科举用书，其版均为木雕版，而非实有铜质印版。出版业标榜的“铜版”书即“国子监刻书”，取其“国家定本”“正确无误”之义，中国印刷史上的“铜版”疑案，其实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

由此上溯到明代以前那些与出版有关的“铜版”传说，如“天福铜版”，我在《谈铜版》一文中已论证其为“天福监本”，新发现的这些后世史料，有效地加强了证据链。试看，北宋人将刊刻监本七经的举动称作“正石经之讹舛，镂金版以流传”，明末清初人将刊刻监本十三经称作“寿之铜版，藏诸太学”、将依据监本刻书称为“遵依国子监铜版原本”，再加上明清大众语言中“铜版”的“不可更改”“定本”语义，宋元人口中那些从未见过实物，技术上、经济上、法律上又不可能实现的“铜版”，理应也是语言问题，一个说辞而已。今后随着更多文献资源可以利用，很可能发现更直接的证据，像解决明清时期的“铜版”问题一样，彻底解决宋元的“铜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