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夏学界，早前一直认为莫里瑟在得到这3册西夏文写经时，书上已有汉文书名提示。1932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中，有两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

罗福苌遗作《<妙法莲华经弘传序>释文》跋云：

庚子之乱，法人毛理斯氏得西夏写经三册于北京，皆绀色金书……外面有汉字题签：“西夏译添品妙法莲华经某卷”，盖转翻隋弘治年阇那崛多等所谓足本也。

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云：

唯据毛氏文中所附插图观之，氏所用力最勤、成功最大之此经第一卷第一页释文，原本此页乃系白纸，边栏右方原来已有汉字注释。疑用白纸之书主必为一汉人，远在毛氏之前，即曾试通其文，注释于次。毛氏将此页连同瓷青纸金书之三卷一并购得，其所有研究，盖大半得力于此也。

二人均谓莫里瑟藏本题有汉字经名，惟一云书于外面，一云书于首页。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后来“鹤龄注释，莫里瑟购买并据以解读”的说法。

但当年在北京与莫里瑟、贝尔多一起发现这部经书的伯希和不同意“汉文注释”一说。2003年第四期《书品》杂志发表的聂鸿音译《伯希和西夏语文评论四种》，在对聂历山著作的两篇评论中均提到莫里瑟藏本。除了声明该书并非在北京“买到”，而是他们三人在城中白塔下一堆旧书中“捡拾到”的之外，还特别就是否有“汉文注解页”作出说明。伯希和在1932年评聂氏《西夏语研究小史》时说：

聂历山先生关于莫里瑟所用那个写本的臆断不太正确。毛利瑟的那个写本从头到尾都是用金泥写在磁青纸上的，根本没有白纸的附页，也没有汉字的注解，聂历山先生所谓行间的汉字其实是毛利瑟本人根据汉文本《法华经》添加上去的。

聂鸿音就此在译者前言中说：

中国学者后来对其（《妙法莲华经》）发现过程和流传情况的介绍都是本于聂历山的转述。人们传言这几卷“来历不明”的书是毛利瑟在北平的某个地方“买到”的，同时买到的还有一页或几页不知什么人用白纸写的解读稿。出于学术上不服输的心理，中国人不相信外国人能凭一己之力解读如此繁难的文字，于是猜测这份白纸解读稿是此前某个中国人早就写好了的。由此再进一步发挥，据史金波先生介绍，贾敬颜先生还曾把白纸解读稿的作者考证为清代学者鹤龄。事实上，如果看了伯希和以当事人身份记下的当年那段史实，我们就应该不至于在此类考证上徒耗时间。

“白纸注解页”的图片，1913年出版的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曾经转载，可以看出确实是莫里瑟添加的，因为给每个字用西方数字编了号码。聂历山及后来的类似说法不能成立，应该纠正。

但聂鸿音的这段评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中国学者对莫里瑟藏经的认识并非全部来自聂历山，如罗福苌去世于1921年，他的“汉字题签”说自然早于这一年，与聂历山毫无关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另一个“当事人”即莫里瑟，明确说他的《妙法莲华经》上有汉字题签。在《西夏语言文字初探》[唐均译。《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97-133页]中，他说：

“我将要提到的这部书在我手边共有三卷，第一卷首叶贴有一张汉文的纸签，表明这是著名佛经《妙法莲华经》的西夏文译本。”

又说：

“至于这部书本身，汉文书签已经告诉我们是《添品妙法莲华经》的译本，当是转译自竺法护和鸠摩罗什的旧译、7世纪初阇那笈多和法护校订的本子。”

莫里瑟的说法明确而具体，自应从信。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汉文提示，他一定会说明认定此书为《妙法莲华经》的其他依据。事实上除了“汉文书签”，文中对此并无一字涉及，可见“汉文书签”确实存在。

同为“当事人”，莫里瑟和伯希和一起发现经书，又是书的主人和研究者，而且是当时人说当时事（伯希和是30年后的追忆），如果两人观点冲突，莫里瑟的说法更值得采信。其实仔细看，伯希和的说明只针对聂历山说的“白纸注解页”，并未涉及“汉文书签”问题，不构成对莫里瑟说法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