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年前，我琢磨过一阵“西夏文识读过程中的几个细节”。其中一个细节，就是考察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提到的向他介绍西夏文《佛说妙法莲华经》的鹤龄任职刑部的情况，想借此确定这部经书从绥远城废塔中出土的时间。

当时我只查了国图所藏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秋季《爵秩全书》，“恰好”在刑部下有笔帖式鹤龄，汉军正白旗人，遂认为“当即此人”，并写入文中。最近翻看大象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清代缙绅录集成》（据清华图书馆藏书影印），才发现大谬不然。真正与翁树培共事、向他提供西夏写经信息的鹤龄，是满洲镶蓝旗人。他与汉军正白旗的鹤龄恰好同名，又相隔不久先后在刑部任职。原文不察，以至张冠李戴。虽然这算是小概率事件，也实在不应该。

按嘉庆五年冬《搢绅全书》刑部督捕司下，“主事加一级鹤龄[九皋]，满洲镶蓝旗人，生员。主事加一级翁树培[宜泉]，顺天大兴人，丁未。”原来鹤龄与翁树培在刑部分任督捕司满汉主事，是关系密切的同事。而从嘉庆元年春到三年冬，刑部笔帖式下均有鹤龄其人，旗属、出身与后来任主事之鹤龄相同，应为同一人在嘉庆四年后、五年冬前由笔帖式升任主事。复检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五十九年《爵秩全览》，刑部衙门下已有笔帖式鹤龄，可见至晚在此年，鹤龄已离开清文经馆。

也就是说，在绥远倒塌的佛塔中发现西夏文写经，并认定其为《妙法莲华经》的时间，应是在乾隆三十七年之后，乾隆五十九年（1772-1794）之前。如果能从更早的缙绅录中查找到鹤龄的官职变动记录，时间下限还可提前。

另据翁方纲《次儿树培小传》（嘉业堂刻《翁比部诗钞》附），翁树培于嘉庆二年补刑部主事。这是他与鹤龄同官刑部的开始。他们的同事关系至少延续到嘉庆九年，或不超过嘉庆十年。九年春季《搢绅全书》督捕司下，汉主事为翁树培，满主事失名，但旗属、出身与鹤龄相同，似应亦为鹤龄。至十一年春，督捕司汉主事翁树培，满主事官禄，刑部职官中无鹤龄名，当已离职。鹤龄向翁树培介绍西夏文《法华经》的出土、定名情况并传写西夏文字，当在嘉庆二年至十年（1797-1805）之间。

翁树培确认西夏文和西夏钱币，当在嘉庆十年至十五年（1805-1810）之间。

鹤龄看来是满洲人喜欢的名字。嘉庆间叫鹤龄的，不仅有先后在刑部任职的两位，还有在通政司任职的一位。通过这次错误知道了满人名字的复杂性，虽然惭愧，不为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