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学的“两条路线”

作为一本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书，《天演论》称得上一纸风行，在十九与二十世纪相交的短短几年里，就有多个版本在世间流传。严复和严译的研究者对《天演论》早期版本多有考证研究，但似乎只有耿心先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版本。

在发表于《文献》1996年第2期的《清末民初<天演论>版本及其时代特征》一文中，耿先生指出《天演论》的光绪辛丑（二十七年，1901）富文书局石印本有一个清末雕版影刻本，“它保留了富文书局石印本的封面原署和卷末原署，版面有多处断版痕迹。”

保留“原署”，是说影刻本完全按照石印本原样翻刻，连封面“光绪辛丑仲春富文书局石印”和卷末“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覆校上石”字样都照刻下来，全书没有增删一字；版面有断版痕迹，则表明它具有木板印本特征，并非书中文字标榜的“石印”。实际上，如果只看影刻本，由于它翻刻认真，字体精致，再加上写明“石印”，没有任何自身出版信息，一般读者很难意识到自己看的书是一部“严谨的盗版”，往往会被误导。古籍版本鉴定者的责任，就是像耿先生那样，将两者区别开来。

虽然《天演论》是重要著作，用雕版翻刻石印本也是出版史上少见的现象，但本文不准备就这些话题继续深入。举这个例子，是想作为版本学课堂上的一个顽劣学童，向先生提一个问题：遇到这种情况，该怎样鉴定其版本？ 这个问题的背景，在于当前古籍版本学存在“两条路线”之争。

对于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书，核心任务是版本鉴定，版本学家们虽表述各异，但观点基本相同。简言之，版本鉴定的目的是给一本古书的目录卡片填上版本项：出版时间、出版人、出版地和印刷方式。但面对往往缺少出版信息的古籍，采用何种方法才能完成任务，学者们的主张并不一致，甚至严重对立。 

在版本鉴定初兴的清代中期，孙从添（1702-1772）撰《藏书纪要》，即提出收藏古书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要诀在于一个“看”字：“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不可轻率。”这一方法一直在藏书家和贩书者中应用，有人称为“观风望气”法。至现代，古籍版本学发展为独立学科，仍有学者坚持这一方法。如黄永年先生于2005年出版《古籍版本学》，主张建立版本鉴定方法和版本史相结合的学科体系。他提出的版本鉴定主要方法可概括为“三看”，即看字体、看版式、看纸张。此书共248页，有214页在讲各时期、各类型古籍的字体、板式、纸张特点，可见他对这一方法的倚重程度。

也有版本学家不赞成观风望气。李致忠先生于2001年出版《古籍版本知识500问》，提出中国古书版本学要“以考证为自身的主要方法”，即运用大量文史知识考证版本，反对“把丰富的考证内容简单化为版本鉴定。而在版本鉴定中再进一步简单化为眼别真赝，凭直观的纸墨行款而加以鉴别”，并将偏重用眼观察的方法斥为“不良风气”、“误入歧途”。虽然李先生声明他的实际主张“是提倡人们掌握直观鉴定版本的技能，反对将其说神说玄并当作主要的或惟一的鉴定方法”，但他在500问中，只回答了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即“依据版印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1:500，先生不愿多讲，学生们又如何“掌握直观鉴定版本的技能”呢？

从两种鉴定方法在各自书中所占比例，可见双方观点分歧之大。究其原因应在于，虽然都承认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书，但针对的到底是古书实物，还是古书内容，大家认识不同，于是出现了两条研究路径。究竟哪一条路好走，要看谁更能为鉴定提供准确依据。

作为一个版本学的后学者，笔者的学习体会是，从中国古籍的实际情况看，把古籍作为一件实物来研究，更为实用、有效。因为古籍不像现代图书，有标准化的版权页，否则也不需要鉴定了。对那些缺少有关信息的书，考据难有用武之地。有些书中带有版本信息，如牌记、封面、序跋的相关内容，但又受到翻刻的严重干扰，而翻刻是中国古代商业出版的基本生态，每个重要的版本都存在大量翻刻本，近现代还有影印本。如果这些翻刻、翻印本没有注明自身的出版信息，那么其文字内容就和原本没有区别，此时即使在书中找到再多出版信息，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开篇举出的《天演论》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不看字体、板式、墨色等实物特征，只相信文字，准会把一个刻本当成“光绪辛丑富文书局石印本”，出版时间、出版者以及出版方式就会无一正确，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笔者手中的刻本《天演论》，就是书店当作石印本卖出的。

在实践中，版本鉴定者相当大的精力都用来排除翻刻、翻印干扰。在过去，要区别原刻本与翻刻本、活字本与雕版翻刻本；在今天，这些任务之外，还要区分古籍原本及其影印本。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否情愿，主要还得依靠“观风望气”。这看似有些“玄”，有些“神”，其实自有根据。书籍作为工业品或手工业品，其字体、板式、纸张、墨色，都是印刷技术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印刷技术有差异，其印成品就会体现出这种差异。如同为刻本，书写者的书法风格不同，刻出的字风格也会不同，这是首先要看字体的理由。又如雕版与石印是截然不同的技术，前者为凸版印刷，使用木版、水墨，用棕刷加压，印成品会出现版面断裂、纸不平整、墨水渗透不匀、背面有毛刷痕迹等现象。后者为平板印刷，使用石板、油墨，用机器加压，就不存在上述现象。版本鉴定所观望的“风气”，就是印刷技术及其工艺特征在书本上留下的痕迹。鉴定者利用这些特征来推演、还原书本的生产过程，判断书籍的出版印刷情况。从这点来说，版本鉴定所用的直接观察方法，更接近于一门技术，而非学问。

实际上强调考据，正是版本鉴定从技术向学问升华的努力。清人洪亮吉（1746-1809）曾把藏书家分为五等：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其“掠贩家”的代表形象是：“眼别真赝，心识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版本学家对此评骘自然心领神会，人往高处走，谁不愿意脱离掠贩家队伍，进入考订家行列呢？而且版本学对考据也有迫切需求：依靠“看”固然可以对版本判断个大概，但不可能达到绝对准确的程度。要更精更准，只能通过严谨细密的考据。因此，直接观察与间接考证应并行不悖，版本学理应沿着“术”与“学”两条道路结合的方向前进，二者不必互相排斥。但无论如何，在未对一个版本作出基本判断之前，仅仅运用文字资料即试图作出论断，是要冒很大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