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女真族出兵灭北宋占领黄河领域，国号金。从此中国政权分裂，北方是金，南方是宋，彼此对峙了100多年。13世纪初叶，蒙古族起，到了1234年灭金，占据中国北部，继续与南宋对峙，凡经46年。所以从1127年起到1279年止，前后152年，中国的政权始终是分裂着的。1280年以后蒙古灭宋，统治中国近90年，政治腐败，剥削残酷，给予中国社会以很大的灾难。1368年朱元璋北伐成功，建立明朝。
在此期间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人民饥饿流亡，灾荒不断。而连年的征战与饥荒必然致使更多的人饱受疾病的折磨，这样的社会环境导致更多的儒士和医士潜心于医学研究，推动医学（当然包括方剂学）的发展和和创新。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少数民族统治下思想意识领域的变化刺激了方剂学发展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的文化渊源、思维方式、统治艺术通过国家政权表达出来，必然会对中国社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本身就是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人们开始怀疑被奉为千古不变的正统政治哲学。

于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邓牧的异端思想以及与北方游牧民族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实用主义儒学，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政治哲学持批判的态度，从一种较为客观的角度去重释治世之道。金元思想家们变革的精神与务实的风尚，通过儒学影响到整个社会，医界应时而动。由是，刘完素批判时人“倚约旧方”，批判《局方》用药之偏，指出“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而主寒凉药。张从正则对麻知己说：“公慎勿滞仲景纸上语”，不迷信先贤，他说：“余非敢掩人之善，意在救人耳”。张元素干脆治病不用古方，并解释说“古方新病，甚不相宜，反以害人”。朱丹溪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尽合，并发扬其师许谦“读仲景书，用仲景之法，然未尝用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的治学精神于医界。就这样，在一大批极其富于创新与实用意识医家的努力下，医界酝酿着一场空前的变革。

在方剂学方面则表现为对《伤寒论》方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扩大《伤寒论》方的应用范围

河间刘完素广泛应用《伤寒论》方治疗外感热病，表热服“石膏、知母、甘草、滑石、葱豉之类的寒药（即白虎汤、葱豉汤之属）”；表里同病，悉以宣通怫热郁结为主，热病半在表半在里，服小柴胡汤。寒药能令汗而愈者，热甚服大柴胡汤下之，更甚者，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承气汤下之；里证即用承气汤配合黄连解毒汤使用。还有攻邪学派张从正对汗、吐、下三法，在《内经》《伤寒论》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展，具有“三法能兼众法”的独有特点。汗法所用方药有：寒邪郁闭肌表者用麻黄汤，寒袭表虚者用桂枝汤……吐法：伤寒头痛者用瓜蒂散，杂病头痛者用葱根白豆豉汤……攻下法：寒药泻下首选调胃承气汤……此外，张元素将仲景的六经辨证法应用于杂病的诊治中，如以小续命汤治八风五痹痿厥等病，即以六经见证进行加减。

2·以《伤寒论》原方加减、合方等形式创制新方

刘完素受运气学说及当时自然环境的影响，倡“六气皆从火化”说，用药力主寒凉，在《伤寒论》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的基础上创制三一承气汤，又创三化汤、厚朴枳实汤（小承气汤加减）、黄芩芍药汤（黄芩汤加减）、柴胡四物汤（小柴胡汤加减）等方。张元素《医学启源》中，据五苓散化裁为桂苓甘露饮、桂苓白术丸。《洁古家珍》据小承气汤化裁为顺气汤。《兰室秘藏》据小陷胸汤与五苓散化裁为黄连消痞丸。养阴学派朱丹溪融会仲景之理法，“使方而不使于方”。治疗吐血、呕血，属虚者用小建中汤，又据五苓散化裁为四苓散、胃苓散；根据十枣汤化裁为舟车丸；据小陷胸汤化裁为黄连瓜蒌丸等。

总之，金元医家突破了以前对经典“述而不作”的状况，敢于从实用出发，依据当时社会自然条件的变化，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对“祖方”（《伤寒论》方）进行加减，合方等各种形式的变化使用，使之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

二、儒士从医与新方创制和制方理论研究

金元统治都不同程度和形式各异地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金朝女真统治者任用掌管兵权、钱谷官吏，规定了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四等级顺序。而且，女真人为官的相对人数比汉人为官的相对人数多得多，据《金史·百官一》的统计，明昌四年，“见在官万一千四百九十九，内女真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四百九十四员。”绝对数量上，汉族官员多于女真官员，但相对数量上则远远不及。这样，金朝统治者便从官吏的质与量上牢牢把关，使汉族官员不得染指实权，因而许多人被拒于仕门之外。

李庆嗣“举进士不第，弃而学医”；纪天锡“早弃进士业学医”；麻知几虽“博通五经”但亦科场失意，转而隐居习医，与名医张从正等交游；张元素亦是初对科场衷心向往，“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经义进士，但犯庸讳下第”，由此开始习医。

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不再隐讳，更加露骨，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官吏任免、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其它权利与义务等方面都按等级区别。由于政治上的不平等，造成大批士子被迫游离于仕途之外，即是“至人不居朝廷，必隐于医”。如李杲早年捐资得官，但蒙军打入中原后，为生计所迫，只得行医；朱丹溪少时“从乡先生治经，为举子业”，后又从许谦治理学，然两试于乡不售，之后，乃悉焚弃所习举子业，专致力于医学。

另外，由于传统的华夷观念在汉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许多儒士耻于事夷，主观上切断仕途，转而学医，而他们的知识结构也有利于他们学医。这一点也促使更多的医生远离朝廷，走向民间，深入百姓生活，充当民间医生。如刘完素曾拒绝金章宗的多次招聘而行医于民间；张从正则不堪金朝的官场丑行而辞归故里等。大批儒士入医门，甚至以医为职业，投入毕生的精力于医学的理论研究与临床研究，为医学的发展输入了知识广博的优秀人才。他们的道德修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都有别于大多数的墨守成规的家传者，这无疑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如元代名士傅若金之《增儒医严存性序》中道：“儒者通六籍之义，明万物之故，其于百家之言，弗事则已，事之必探其本始，索其蕴，极其变故”，有了这样的修养，才可能使医学有较大的飞跃。

金元成就较大的医家无一不具备精深的儒学修养：张元素“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经义进士”，李杲“受《论语》《孟子》于王内翰从之，受《春秋》于冯内翰叔献”，朱丹溪“受资爽朗，读书即了大义”，后又从许谦致力于理学，而《元史》亦将其列入儒家学传下，言其为“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之士”。更多的儒家学者转入医门，加上他们良好的知识结构以及“格物致知”的研究精神，才使得此时期医学、方剂学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方剂学则主要表现在以病因病机研究为基础的新方创制、制方理论的深入研究上。

河间学派创始人刘完素认为医学的“法之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强调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认为病机的十九条不出一“火”字，所谓“六气皆从火化”，并认为“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故在临证中主用寒凉，尤其将泻下药与解表药并用，如：“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六一散”等。张子和强调“邪气”致病的重要性，而主攻下说，“三圣散”、“木香槟榔丸”是其创制的代表方剂。李东垣则主张疾病的原因除了气候变化外（外感），还有饮食不节和过劳（内伤），创脾胃论，创有“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方。朱丹溪从理学的“无欲则静，寂然不动”出发，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遣方用药则注重滋阴降火，所制“大补阴丸”、“虎潜丸”便是其思想的体现。

伤寒大家成无己通过认真研读《伤寒论》，对其中的方剂详为剖析，用《内经》四气五味理论阐明方剂的君臣佐使结构，在其《伤寒明理论》3卷中，专列《药方论》1卷，选仲景常用方剂20首加以论述。如：桂枝汤，“桂，味辛热，用以为（君），必谓桂犹圭也。宣道诸药，为之先聘，是犹辛甘发散为阳之意。盖发散风邪必以辛为主，故桂枝所以为君也。芍药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为（臣）（佐）者，《内经》所谓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药为臣而甘草为佐也。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二物为（使）者，《内经》所谓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是以姜枣为使者也”。这么深入讨论制方理论的论说在以往方剂学著作中是极少见的，其中有方义，有方制，有药理，有加减，皆足以发张仲景之未发，渗透着对组方理论的深入探索，不能说其中不包含有新儒学“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

另外，金元政局动荡，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由此，天灾、人祸、瘟疫、饥荒流行，这种灾难性的社会现实存在，是中国医学和方剂学获得实质性飞跃的激发机制，是医学和方剂学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实践基础。

三、金元时期政治格局变化对方剂学发展与交流的影响

从建炎南渡（1127）到蒙古灭宋（1278）越150余年内，金与南宋处于连绵的战争硝烟之中，将南北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阻断了，医学（自然包括方剂学）的交流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方剂学方面则表现为南北组方用药成就与特色的各异和南北医方书传播交流的阻断。

北方医学主要是注重临床探求医理、创制新方和研究制方理论（如前述）；南方则沿用《局方》而少有创建，但在用药组方上则兴起了以王硕《易简方》为肇始的“易简”之风。《易简方》只“取方三十首，各有增损：备咀生料三十品，及市肆常货圆药一十种”。主要应付“仓促之病”。此时期北宋初“御纂”方书《圣济总录》则由于战乱被掠留在北方，而且还多次重刻，对金元方剂发展有一定影响，而从史料中则找不到此方书在南方存留和应用的证据。另外，刘完素的《宣明论方》行于北（金国所辖地区），《局方》行于南（南宋所辖地区），已成为不争的史实。

当蒙古灭宋，统一中国，踏平了南北医学交流的道路，南北医学交流出现了新的局面。北方医学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创制了大批新方，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疾病的变化，且有相当疗效，这相对于南方受《局方》《易简方》影响，重“方、药”而少变通的情况，则占有很大优势，所以此时期的方剂学交流主要是北方南下。南下的一条途径是刘河间弟子荆山浮屠来江南，传其学于罗知悌，罗知悌又传之于朱震亨，朱氏遂名满江南。另一条途径是浙西提刑李判官，中州名医，传刘张之学于葛应雷、葛乾孙父子，使刘张之学大行于江南。

13世纪中叶蒙古西征，占领了回教国，掳回阿拉伯医生，设立回回药物院，阿拉伯医学在中国得以广泛流传，此时大量的阿拉伯药物和方剂输入中国。约成书于元末（也有学者认为其成书年代应为明初）的《回回药方》（残卷）、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研究此时期方剂学交流的重要著作。其在方剂学上主要表现为新型制剂“药露”、“糖浆剂”的引入。

药露是指蒸馏出来的药液，这种蒸馏液用有似于蒸馏烧酒的方法制成。而这种蒸馏烧酒的方法最早来源于波斯，阿维森纳是第一个发明制造酒精的人。在北宋初期已有占城国进贡蔷薇水的记载，但其在医药方剂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制作方法为中国人所掌握应是在元朝，这与此时蒙古西征后中阿医药交流有密切关系。《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载有“南番烧酒法”（即“阿里乞”）。”元·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中也记载“阿刺吉酒”及其制法：“阿刺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刺吉。”

药露的广泛应用反映在《回回药方》中，如《回回药方》卷三十杂症门治疗头痛、眼痛的“哈必咱哈必”：“芦荟二两，黄诃子一两……以上药捣罗为末，与梅桂露相和为丸，每服二钱半”；“筋伤”治疗中“若筋经因打等有痛却无损……只可将别药定疼而已之，将能消散的油，如：乌古虎头油，即白菊花油；宰体油，即沙迷地面宰桐树上生的油；撒卜油，即薄荷的油；温热用之。”《回回药方》卷三十四折伤门伤损类“又方，治因跌伤磕伤损发热者，白檀，梅桂花……已上药捣罗研细与梅桂露、梅桂油相和用”。另外，葡萄酒、蒸馏酒（烧酒）、鸡蛋清等在伤科、外科调剂上的应用也十分广泛，此不一一列举。这些都是很有回回特色的制剂方法，在以往中国本土用药调剂中都是很少见的。

糖浆剂又称“舍儿别”，是波斯语sherbet的音译，又有舍利别、舍里别等同名异译。有的文献中意译为渴水、解渴水。“舍里别，蒙古语曰解渴水也。凡果木之汁，皆可为之”，蒙古人是在征服中亚时接触到舍儿别的。“薛迷里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马薛旦吉思）外祖舍利八马里哈昔牙图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刺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驰驿进入舍里八，赏赍甚侈。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而成。舍里八赤，职名词，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同赛曲赤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薛迷里贤即今中亚乌孜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也里可温指基督教，也可那延是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也就是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的父亲。马里哈昔牙（marhasia）指的是主教。由这篇文献可知蒙古西征时，拖雷已经招用当地的基督徒为自己制作舍儿别，并为此在自己的怯薛中设置舍里八赤，即制作舍里八者。后来马薛里吉思先后到云南、福建、浙江等处“造舍里八”，供进贡之用，但也将舍儿别的制作方法传播到这些地区。

在朱震亨《局方发挥》中有关于舍儿别（中国南方称之为“煎”）的论述：“皆取时果之液，煎熬如汤而饮之。稠之甚者，调以沸汤，南人因名之曰煎”。而且朱震亨认为：“味虽甘美，性非中和。且如金樱煎之缩小便，杏煎、杨梅煎、蒲桃煎、樱桃煎之发胃火，积而久之，湿热之祸有不可胜言者。仅有桑榷煎无毒，可以解渴”。这种态度，可能是舍儿别在元代未能广泛流传并很快消失的重要原因。

以上是从金元时期思想、政治、社会背景出发，并联系此时期方剂学发展的特点，试图找出外部因素对方剂学发展的作用。可以看出，此时期少数民族的统治、新儒学的产生、政治格局的变迁都对方剂学的创新及交流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此时期社会动荡，统治混乱，方剂学集大成著作较其它朝代则见逊色。

（作者：谷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