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市城区往南一公里许，地势陡然由高变低，一座东西长、南北窄，纵横132平方公里的湖泊赫然横亘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运城盐湖。远在2600万年以前的新生代第三纪时，由于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中条山麓造成断裂，凹陷下去的长长的地带，形成了湖泊。天长日久，湖泊中的钾盐、石灰石、镁盐、硫酸盐以及食盐，慢慢与早期淤积层结合，经过长期自然蒸发作用，盐类沉淀，结成了很厚的矿石层，从而形成了运城盐湖。

运城盐湖是晋商乃至华商的源头。这要从它悠久的产盐历史说起。运城盐湖出产的盐从何时开始为人类食用，我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历史学家通过从湖边发现的人类遗骨可以把它追溯到6000多年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最早在运城盐湖发现了盐，并使人类进化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为什么说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并食用的是运城池盐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海盐或井盐呢？一个原因，是池盐能够借助风和太阳的蒸发作用，自然结晶成盐，而海盐则需要“海水煮盐”，需要很大的技术成份，是在人们不满足仅仅依靠大自然恩赐基础上的一种探索成果。井盐的出现则更晚，史载：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多饶焉。”就是说，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治水的同时，勘察地下盐卤分布状况，始凿盐井。因此，一般推测认为运城盐湖所产的“池盐”，比海盐大约提前了一千多年，比井盐提前2100多年是说得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运城盐池地处黄河流域，它的开发生产是与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成和繁衍生息相伴相随的。据说，著名的“黄帝战蚩尤”就发生在河东盐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部落战争，争夺的目标就是———盐，因为谁拥有了盐，谁就拥有了财富，谁就能派出威武的士兵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征伐。其后的唐尧、虞舜、夏禹建都的平阳、蒲坂、安邑，也都在盐池附近。舜帝那千古传诵的《南风歌》就是为运城池盐而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里的“南风”，是运城池盐的“助产士”。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其势发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解盐不得此风不冰。”南风，是盐池盐层稀释，食盐析出，有害矿物质排除的重要媒介。这一首短短的《南风歌》，既充分表达了舜帝时代的远古人类对盐湖在人民生存生活的重要作用和给人们带来的富饶的歌颂之情，又传递出了远古人类对盐湖南风蒸发成盐的科学认识。再往后的商朝、周朝，经济文明都跟河东盐池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商代的《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周代时，咸味已被作为“五味”（酸、苦、辛、咸、甘）之一，《周礼》还有“以咸养脉”的治病记载。所以说，远古时期的政治家们就是在控制住盐的利益的同时控制住了政治经济的命脉。

从经济学角度讲，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贸易不是产生于分工或比较优势，而是基于生存的互通有无。在那时的自然经济中，交易是为求生服务的，所交易的是生存必不可缺的物品。一个地方要能产生贸易，唯一的条件是能生产出生存必不可缺而其他地方又没有的产品。这些栖息在盐池边的远古人类有幸具备了这个条件。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说文解字》说：“盐，也，天生曰，人生曰盐”，就是指盐池或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最早的中国商人是生活在运城盐池边的晋南人。

盐商就这样自然而然拉开了晋商的序幕。第一位出现的盐商叫胶鬲。孟子在《孟子·告子篇》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历史上的胶鬲原为纣王大夫，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后被周文王发现，举为重臣。他是后来人们供奉的三位盐宗之一，另两位一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说到管仲，就要说到食盐的官营问题。管仲首先创制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官营制度，结果“富上而足下”。此后历代王朝都把盐看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垄断盐的生产，“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汉朝在进行了《盐铁论》的大辩论后，甚至实行盐的产、运、销全部官管，全部专卖制。后唐、宋、元、明、清，无论官专卖、官专营，军事管制，或是官府监督下的商人分销或包销，官府、盐民、盐商三者都始终围绕着盐业这个主线互相依存着、斗争着。官府的管制力度有松有紧，盐商的获利有薄有厚，但却始终顽强地存活着、延续着，继而壮大着。查阅资料可知，运城是全国产盐之地出现的唯一因盐业而建立的“盐务专城”。运城原为盐池北岸一村镇，名潞村，元称圣惠镇。由于盐池官营，历代朝廷均在此设官置府，汉时设司盐，唐设两池榷盐使，宋置提举解盐司，元立河东都转运盐使司，明清派有巡盐御史，潞村这个弹丸小镇便显得异常重要。在元代末期，由盐运使那海德俊主持修筑了城池，并定名运城。

伴着运城共同成长壮大的，还有那浓厚的盐文化。雄踞运城盐湖北岸卧云岗上的池神庙，居高临湖。池神、日神、风神三大殿并列勾连，煞是壮观。它是国内唯一能见到的池神庙，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建造的起因是雨涝浸入盐畦卤水中，影响结晶而致“红盐自生”，但无法用科学原理解释这种现象的代宗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之兆”，特下诏书，赐运城盐湖为“宝应灵庆”池，钦定在盐湖建庙，赐封池神为“灵庆公”。盐池另一著名的遗迹是环池一周的禁墙，它是明成化十年在唐代壕篱、宋代拦马短墙基础上筑成，东西南北墙高、基厚均一丈有余，周百里多长，通过中、东、西三个禁门牢牢把持住了盐运的出口。运城、池神庙、禁墙无一例外的都是盐业、盐商孕育出的历史文化产物。

可以想见，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盐业作为国家重要的资源和主导产业，它的兴衰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商业经济兴衰的。那么围绕着运城盐池的盐商能否沿着历史的脉络把晋商这台大戏一路唱红呢？史料证明，他们做到了。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立足辖地盐业这个自然优势，因势利导，推行了“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鼓励商业发展。于是，晋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富商。《国语》中记载，绛邑（现为新绛县一带）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就是说，这些商人已经富到可以开豪车，穿华服，游说、走动于王侯之间了。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晋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运城市下辖的夏县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钱币的工具———范，专家们通过这些为数众多的范的标本又可证实，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作为河东郡制的安邑古城（今运城市附近）是当时中国官窑铸造货币的一个重要基地。其后在禹王城遗址里发现了一个货币窑层，这个货币窑层出土的货币达7600斤。盐业引起的繁荣和富足，由此可见一斑。

猗顿是盐商这个富足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体。《史记》中有“猗顿用盐起”的记载。在《汉中》书是这样描述猗顿的：“赞拟王公，驰名天下”。“猗顿以盐起，与王侯埒富”。猗顿是孔子的后裔，原是鲁国一名穷士。后来他师从陶朱，来到今天的临猗县从事畜牧业和盐业。说到陶朱，还要从晋国流亡公子计然说起。计然经商成功，把经商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了一套称为“积著之理”的经商之道。范蠡在助越王勾践伐吴成功后，受计然理论启发从商致富，人称“陶朱公”。范蠡称计然为师，而猗顿又拜范蠡为师，经过刻苦学习实践，终成一代巨富。猗顿的名字也作为“猗氏”一个县名得以流传。今天的临猗县就是由原来的临晋县与猗氏县合并而成。目前临猗县还有猗顿的墓地和雕像，以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

盐业、盐商，慢慢地夯实着晋商的根基，积淀着晋商的底蕴，伴随着历史的潮流发展着，壮大着。在汉代，运城盐池的盐已远销豫、鲁、冀、甘、陕等地。柳宗元在《晋问》中说：秦汉以来，河东盐池的运销区域是“西出秦陇，南达樊邓，北及燕代，东逾周宋”。到南北朝时期，随着盐产量的增加，运销范围日益扩大，甚至“栈道千里，运往蜀地”。当时，豫省是河东盐的主要运销区域，并由此地分销于冀、鄂、皖的部分地区。到了唐代，河东盐池每年为大唐王朝提供的赋税高达一百五十万缗，相当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盐税收入的四分之一。

量变终会引起质变。终于，在明政府为解决庞大的边镇军饷问题，实行“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开中法时，这些蓄势多年，拥有临北方边镇和盐池双重优势的晋商，便义无反顾地捷足先登，迅速兼盐、粮商于一身，把晋商这个涓涓细流瞬间汇成大海，一举成为全国商业中的劲派。明清晋商兴起于明初，迅速发展于明中叶，到清中叶达到鼎盛，期间的转承，盐商积累的雄厚资本始终是起着核心而关键的作用。明中叶时，朝廷把开中法改为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给商人的盐引改为直接付银子，明清晋商便很快由屯边向内地转移，盐业逐渐转为多业经营，活动范围由纳粟开中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发展；后期的晋商又首创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晋商在形势变幻面前，能迅速调整经营领域，转变经营方向，并敢为人先首创票号，没有雄厚的资金保障和相当的商业渊源积淀，是绝难完成这个历史重任的。但就是这驰名中外的晋商在驰骋商场500年中，除去晚期所依靠的票商从创办到日军入侵、晋商衰败百余年外，其余时段基本都是靠盐商来持续、演义的。据不完全统计，“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后，因为经营解州池盐“盐利倍增”，盐商人数曾高达500余家。

我们不妨来看几例明清晋商巨富中由盐商而起的突出个体。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这个平阳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连乾隆皇帝都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选”百姓对亢氏的描述是“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选”临汾辖下的襄汾王家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贾，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之列。而刘敏宽则是盐商巨贾蕴育出的政治明星和优秀治国之材的一个突出代表，他是地地道道的运城人。“刘氏始祖、宋季卜居安邑圣惠镇（今运城），鬻盐起家。”（明万历五年《刘恒斋墓志铭》）。刘敏宽历官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太子太保。他的家族是河东盐商巨贾，刘则通过参政作用，向明中央政府推荐向海盐生产区输送大批管理人员，把解州池盐垦畦浇洒这种成熟的制盐工艺在全国推广开来。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从明代山西富商籍贯看，多集中在南部地区。如蒲州商人王文显“以商起家”；蒲州人王海峰“缕析之利，因以丰”；蒲州人张四教“治业滋久，谙于东方利……末年业用大裕”；猗氏人沈江“牵车服贾……往往谋大利”；安邑人王玺经商十年，“资既饶裕”等等。即便是后期发展起来的晋中富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家中，在明朝任过盐商，特别是做过运城盐商的就不胜其数。到了清代，盐池的著名盐商中太谷、平遥、太平、介休籍的更是数不胜数。

“诚信”和“义气”是晋商精神的核心内容。靠着这个精神，他们诚信经营，厚实不排他，在信誉和道义上给全国商业做出了典范。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两个词的代表人物都与运城盐池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关公的故里是运城解州，与运城盐池近在咫尺。关公的忠义仁勇既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盐商、晋商严格遵循的行为规范。他们知道，在缺乏契约和法律约束的社会中，要想做出一番大事业，共同的精神崇拜就可能是维系一个群体最强有力的纽带，而关羽就是几乎所有山西商人都认同、崇拜的神圣。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他们把关公精神作为自己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精神在其思想、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包公在运城盐池任盐政史的经历则使他的公正和廉洁在这片土地上产生出丰厚的力量。他在任监察御史兼河东盐池盐务转运使主理盐政时，“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由于他废除旧盐务管理体制，改革利益分配办法，给盐商和盐工更多的利益空间，又给朝廷增加了盐税收入，受到朝廷和民众的共同称赞。后人感其政绩，在解州东门外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以示纪念。

成熟的经营谋略，严格的组织管理是晋商独领风骚数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完全可以追溯到最早总结出经营理论的晋国流亡公子计然。计然的《积著之理》思想内涵非常丰厚。《史记·货殖列传》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主要内容包括：“务完物”，即商品的质量要优良；“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即要防止积压商品，要加快资金周转和商品流转速度；“无敢居贵”，即不要保守惜售，囤积居奇。“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即要从商品供求关系来预测价格涨跌波动的趋势。《史记·货殖列传》上又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施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范蠡用计然之策于家，三致钜（巨）富”，三年下来就成了一代巨富，世人“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其实，在盐商、晋商看来，他们所从事都是一项普普通通的平民事业，是一项他们力所能及且愿意付出全部心血去从事的事业。但这项事业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出色作为，使中国文化显出更丰富的层次，更灿烂的色彩；使那片长长的盐湖释放出更强大的力量，产生出更丰厚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