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读王蒙《大地和青春的礼赞》

张承志有一篇小说发表在1984年第一期《十月》杂志上，同年三月的《文艺报》上便出现了王蒙写的一篇评论《大地和青春的礼赞》。看过这两篇文章，可以悟一俉写作文学评论的一些门道，那就是鲁迅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啥说啥”。

作者没有掩饰对《北方的河》的喜爱，在热情洋溢的赞叹中，还隐隐有一点羡慕和嫉妒，他都抖搂出来了：“他怎么找到了一个这样好的、我要说是非凡的题目？你羡慕得眼珠子都快燃烧起来了！”“在看完《北方的河》以后，我想，完啦，你他妈的再也别想写河流啦，至少三十年，你写不过他啦。”

当然，他的赞誉并没有止于浅层的认识，而是随之揭示了张承志这篇小说的深层意义，尤其联系中国当时小说创作的现状，来估量它的价值。他认为这篇小说既写实又写意；既写景写情，又充满严肃的思辨；既生动地描绘了众河景观，又深深挖掘着与众河统一的北方的雄健粗犷的灵魂。小说写了现实的河，也写了生活的河、生命的河和中华文化的河。作者认为，这样的高瞻远瞩，这样的深沉思索，“是一切鼠目寸光，小打小闹的作品所不可企及的。是一切迷茫、颓废，只知无休止地咀嚼自我的作品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他尤其欣赏小说中的“他”关于四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豪言，“牛虻、马丁·伊登、保尔·柯察金”，那一个是谁？言下之意，是“他”。王蒙认为，这样的豪言壮语，在当今小说创作中“是空谷足音式的黄钟大吕”，当前，“一些人变得琐碎、纤细、扭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肚子牢骚，一肚子怨气，久矣！尽管是安定团结的和平建设时期，尽管人们可以大听轻音乐与大看时装杂志，但牛虻、保尔·柯察金的革命理想主义与自我牺牲，难道就不要了么？在社会风气还如此不理想的今天，扶正挽颓，保持这种情操、这种精神也许更加难能可贵吧？”

但是，王蒙没有因为喜欢这篇作品，而不去批评它。他指出，作品对于社会生活的描写远逊于对河的描写；某些人物的塑造相当差；某些故事的安排（如“他”考研究生的故事），不但缺乏深度和新意，而且破坏了整篇作品统一的气势和格调，起点也不高，等等。

鲁迅曾说过：“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老老实实的优良学风。王蒙《大地和青春的礼赞》对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的评论，好则不掩其好，丑则不讳其丑，不失真诚之心，而又非常客观。很难得。说真的，很久没看见这么好的评论了。

其实，事物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纯洁，绝对的好与坏，长处的另一面，也许就是缺点。张承志为了象征性而强化河的意志，必然冲淡对生活具象的描写，冲淡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整篇小说的结构失去了和谐，看起来与其说像小说，倒不如说更像散文。

但不管怎么说，王蒙的这篇评论，给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写作文学评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好则誉之，坏则评之，不必追风趋时，随人抑扬，也不必吹吹打打，捧杀棒杀。文学评论不是抗广告牌的小伙计，也不是举着狼牙棒的打手。没有人品，怎有文品？心术不正，学术怎正？实事求是，不只是文风问题，有时也可能是个道德问题。现在的“吹派”评论家实在是太多了。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鲁迅的两句诗：“瘙痒不著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说得太好了！的确，文学评论，贵有灼见，贵在得当。倘能如此，赞亦有益，骂亦有益；赞亦有理，骂亦有理；赞亦精当，骂亦精当。  88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