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定法，因此，散文无定法——姑且将此“文”的界定落在“散文”一域，手段虽然简单而粗暴，但目的是求一个叙述的便捷。这个说法自然不够完整准确，因为文域广大而旷远，但散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大体相似的面目，如特别强调真实（真人真事），与小说、诗歌、剧本的界限分明，是排除了这几类特别具有文体特征的文类之后所余的文字。这虽是泛泛之谈，但作文的壁垒却由此构成了。不准允虚构的文字便是散文？非韵文便是散文？而事实上，散文之散可以扩大至一个悠远的边疆。我心目中的散文，囊括了一切文字的神妙之思。虚构性的文字（小说、戏剧）、文学批评文章，甚至近于诗歌脉络的箴言之类便完全与散文绝缘吗？我觉得并非如此。散文中可以囊括一切文体元素，它应该是所有写作类别中一个集大成的文体。回观山西百年散文，衔接的不仅仅是山西的文脉，因为文字无疆，便也同样融合了中国的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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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时间上溯百年，便是任凭我们的视野落在了1920年代，正是一代青年呼喊着“时间开始了”的那一个端点处。当时或有一大批写作者——类如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所见，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为文章道统的亘古存续而前赴后继，但迄今能为我们所知晓的名字已寥寥无几了。他们创作文字，或激愤歌吟，或徐迂记录，但大都心无内在的羁绊，是自主意识非常强烈的一代人。譬如，“我的精神时常在趋向着一个最高的地点，我所以永无休止，像个破家子似的挥霍我的精力者，便是为了这个缘故”（高长虹《花园之外·睡觉之前》）；“玉薇说她常愿读到我的信，因为我信中有‘人生真实的眼泪’，其实，我是一个不幸的使者，我是一个死的石像，一手执着红滟的酒杯，一手执着锐利的宝剑，这酒杯沉醉了自己又沉醉了别人，这宝剑刺伤了自己又刺伤了别人……不过，露沙！有时我卧在血泊中抚着插在心上的剑柄会微笑的，因为我似乎觉得骄傲！”（石评梅《寄海滨故人》）

不能不说，撰写这些文字的手，都是意味到铿锵之音量的手！这些文字存世近百年，但其声音的所在距今却仅有咫尺。高长虹（1898~1954）生于山西盂县，是一个狂飙式的写作者。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须臾中，都渗透了孤狼式的嚎叫、痛苦的觉悟和难解的隐喻式的生存。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文学社团“狂飙社”的倡导者、组织者，也是一个赤诚爱国而又独立特行的人，一个“大孤独者”。与这种孤独对应，高氏自况：“在我的家里，我常被叫做一个冷淡的人。也许他们是对的，所以一天正在家人欢聚的时候，我却一句话也不说。”（《土仪》之八《正院的掌故》）但正是这样一个即使在亲情的环绕中都格格不入的人，却立誓要打破“黑沉沉的暗夜”，不仅付诸“狂飙”之言辞，而且践行于实实在在的行动。高氏《〈狂飙〉周刊宣言》：“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的始流，一张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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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从高长虹身上，处处可见“激情之真”和“孤悬人世”的悲辛，那么到了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人）这里，则是以其天才的一生，在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对爱、自由和光明的吟哦。石评梅与高君宇（1896~1925）的爱情为世人熟知，但两人相爱仅短短数年（1920年二人相识，五年后高君宇即因病辞世）。而在恋人去世后，石评梅沉浸于这般生死恋情难以自拔，撰写了大量追忆高君宇的文字。沐浴于相爱的时日既短，而苦惑于生死相隔的日子却又感觉漫漫无尽，因此仅过了三年半光景，石评梅便也追随恋人而去，为这段凄美爱情画上了句号。石评梅去世后，根据其遗愿，被葬于陶然亭高君宇墓畔，实现了其“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之夙愿。在石评梅的散文中，凄伤的爱情追忆占据很大的一个比例。若谓石评梅将自己的灵魂献祭于爱的烈火或言之过当，但将深沉的爱的怀念视之为她文学的一个主调，且正因这种见证和启蒙，从而扩充了我们对百年来“爱的美与真”的理解却大体是不差的。

仅仅比石评梅小四岁，却将其称之为“先生”的山西乡党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在其19岁那年（1925），曾与友人同游陶然亭，见到了高君宇的墓碑。经了解高君宇、石评梅恋情的友人详细介绍，李健吾深感震惊，此后“对性情沉静而刚毅的评梅老师更加尊敬了”。

二、归去来

李健吾是成名于民国年间的大批评家、戏剧家、大翻译家。其传世名作《福楼拜评传》于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李氏仅29岁（初稿完成时间更早于此，为李健吾1931-1933年留学法国时写就）。出版于1936年和1942年的《咀华集》《咀华二集》（最初以刘西渭为笔名发表）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在民国批评界的地位。李健吾的散文成就同样不俗。他的跳宕灵动的文风也是来自于他的视野的开合、心灵的自由。譬如他说：“创作是他的生活，字句是他的悲欢离合，而艺术是他整个的生命。一切人生刹那的现象形成他艺术的不朽。”这是他在《福楼拜评传》中论说福楼拜的笔墨。而他自己的散文和一切创作，也未尝不如是。他在14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其父李鸣凤（字岐山，生于1878年）是晋南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民国初年曾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少将军衔）。惜先后为阎锡山及陕西督军陈树藩所忌，最终于1920年遇害。年少失怙加速了李健吾的成长，但是世态炎凉的种子还是在他的心中埋下。李健吾晚年曾经写下一些自传性的文字，人世的浮云带着难以捕捉的意绪氤氲在他的笔端 ——

“像一根线似的，童年一直活在我心里，活在我的‘话剧’里，可是家乡谁知道？多怪的梦！这就是漂泊者的梦！当初为什么漂泊也不知道，家乡还一直活在我的梦里！”（《梦里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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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的散文的确承担了为他的生命轨迹绘魂的作用。他在批评领域、戏剧、小说和翻译文本中所展开的才华，到了他的散文这里似乎略加收敛。从他的散文里我们看得见的，是他“混沌”于生活中的爱憎和思考。他为何可以在民国年间巨匠辈出的氛围中卓然成一大家，我们似乎能够从他的散文中找到答案。磨难固然是有的，性情也是有的，而漂泊出省、出国及归来的深厚履历却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李健吾写过一些自叙文字，写过一些怀人的文字（对应他“浩瀚无边的记忆之海”），也写过一些纪游的文字，譬如他的《罗马》：“……现在我已经杀进罗马来了。说是杀进来，其实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火车里面，一直冲进来，然后从车厢倾倒在街头罢了，走在罗马的街上，这才恢复了巴黎的气象，规模宏大，整齐，而交通也复杂了。”譬如著名的《雨中登泰山》：“……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桂阳三日述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四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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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向何处着墨，李健吾的文字真是斐然可观！以文名之盛而论，他当是百年来籍在晋省而后长期活跃于外的文人中最不可忽略的一位。而现在我要说的是：山西写散文者众。山西是文学大省，但以百年计，散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成为一个凝重的、不可为人所轻视的文体。即以上述所论三位，散文创作在他们整体性的文学成就中也并不居首，而如今我们来梳理百年山西文脉中的散文，却又不得不以他们作为开篇。除三人外，有着“归去来”之身世背景，并对百年山西散文作出贡献的著名文人，不可不谈的还有张瑞玑、常风、力群等，却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了。兹仅以张瑞玑为例，简略几笔，再补绘一番百年山西散文的“地平线”。何谓“地平线”？因为后来之人，都无不是站在这些前肩膀上朝着高处登攀的，他们的进退得失，都有着一个广阔、明媚、正大的时间背景。而在这个时间背景中，张瑞玑又是本文所涉及散文创作者中最年长者。

张瑞玑（1872~1928），山西省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被称为“民国巨子”。根据卫洪平编著《张瑞玑先生年谱》记载：张瑞玑光绪甲午（1894）中举。戊戌变法后，曾赴京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敛尸，并“周恤烈士遗孤”。光绪癸卯（1903）中进士，后历任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知县。章太炎先生在其身后为其撰墓表时称：“在陕西八年，民称张耶（爷），为良吏第一。及中国同盟会之立，君以宰官私誓焉。”辛亥太原举义后，张瑞玑应召返晋。民国二年，张瑞玑以清誉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客居京城。1917年国会被解散，张瑞玑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参加非常国会，拥戴孙为广州军政府大元帅。1919年初，北京政府与改组后的广州军政府筹组上海南北和议，“德望夙著”的张瑞玑充任陕西停战划界专员，以解决如虎当道的陕西问题。此功绩后被载入《中华民国史》（李新、李宗一主编）。除政界驰骋外，张瑞玑在书画界、藏书界都副盛名，其诗、文创作也或为时而作，或为事而作，其风格沉雄刚健，复又瑰丽多姿，奇崛劲爽，酷似其为人，堪称一时翘楚。

三、基因生长

以赵树理及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五人为代表的一代山药蛋派作家均以小说为重，散文虽偶有涉及，但构不成其创作的重心。主要出生于1940年代后期及1950年代的“晋军崛起”的主将们，也以小说为重，仅以散文成就而能入此列者则近乎无一人。但在散文写作方面，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山西的确有人在默默耕耘，且不少人较为专注于这一文体，可惜的是，尚未“自成气象”。真正对散文的文体价值有深入思考且身体力行地进行文体实践的散文家是张锐锋（后来被公认为“新散文”运动的开创性作家）。

可以说，在拓宽山西散文的基因传承方面，张锐锋以《皱纹》为代表的一批新散文作品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又不独限于山西一域。当然，《皱纹》之外，张锐锋的散文著作更有二百余万字之巨，若再加上行将面世的长篇散文巨著《古灵魂》，则至少已逾四百万字。不只在山西，即便放眼全国，仅以散文一个文类创作而成此规模者，也确是一个个例。《皱纹》及《皱纹》之外的张锐锋新散文创作突破了文体的界限，提升了散文的“文体性”。“文体性”在我看来如此重要，正因为旧有的框架迄今已经足够陈腐：没有流传价值，没有太多的谈论价值，已经被逐步淘汰。

《皱纹》是文学材料学运用得法的一个典型范例。这部二十多万字的著作，可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并提，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散文朝着经典化路径迈进的一次重要尝试。《皱纹》的成功在于它建设性地表达了不以叙事为主调，而通篇熔铸以抒情诗的意象构造和散文化的铺陈所能达到的一个文学高度。它足够自洽也足够圆融（饱满），充斥着文学的“胜利的愉悦”—— 即便其中也遍布着往事历历、大地沧桑般的追问和忧伤。

如果说“张锐锋的新散文”以其强力的文体姿态改变了山西散文基因的话，那么，山西散文的基因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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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雨、玄武所撰《自成气象的山西散文》中曾经指出在山西除专业致力于散文创作的一些作家之外，更有一批从事其他文体创作的人，如小说家也在这数十年中提供了一些优秀的散文文本，而且因为他们的声名更大一些，“增加了散文受关注的程度”。但这更可能是在一个传统的、没有更大地展开洞见的范围内说事儿，受目下中国文坛对待散文的态度的影响也可能更大一些：山西散文的基因其实仍然不脱“山药蛋派”写作的窠臼？就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而论，浮表的声名如果略去，单就散文文本看来，无论是杨新雨在六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唯一出版的散文集《孤独仰望》，还是玄武样貌纷繁、才情恣溢、性情色调厚实的散文创作，都卓然而立于“小说家的散文”群峰外，确实深具特色，完全可以作为独立存在而为山西散文增光添彩。

在此，我觉得更加需要强调的是，山西散文的基因在有了杨新雨、张锐锋、玄武及稍后要谈论的聂尔、汉家、薛振海、阎扶等一批散文家之后，才可以试着谈论其基因生长。这份生长性，是散文家自身对文体的认同和突破所带来的。

杨新雨的《孤独仰望》笔墨精简，语多诚实熨帖，行文中很少夸饰之感，是依赖真实的内在动人的散文佳构。这种散文写作，虽然仍在传统的写人状物的框架内，但其及物感和令人心痛感都非常突出。应该说，这是散文中的纯粮酿造。而玄武的一系列散文，譬如《众神的盛宴》《物书》《逝书》《爪子、嚎叫与飞舞》，都蕴含了著作者对人生凛冽孤寒的刻骨体察，多有至情至性的表达，其气韵如突出于垓下，可见雄风猎猎，可闻长啸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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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山西一域，以鲜明的散文家面目出现且有优质文本亮相于文坛者，尚有毕星星、乔忠延、王西兰、崔巍、聂还贵、韩振远、谭曙方、介子平、高定存、高海平、赵树义、景平、刘勇、贾哲慧、成向阳、李云峰、卓然、任慧文、关海山、岳占东、裴孟东、辛贵强、秦新法、晋侯、任勇、宁志荣、左左、李峰、曾强、杨栋、造化、尧阳、静子、王继红、毛永林、张金厚、侯建臣、葛海林、子羊、董晓琼、荆卓然等数十位，其视野廓大、思虑深广，均在其数年、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奉献出了散文佳作。如赵树义耕耘经年的《虫洞》三部曲，兼容多面，将事物的情理与自身的体察碰撞往还，在近年来纷涌而出的散文著述中颇值得关注。如介子平，其文风尚古，但精神脉络却极其现代，其中包裹的文字风骨也堪为其人性洞察的写照；以文字为镜面，可径见其思考的脏腑。任慧文，或因其从事编辑职业缘故，其文字的肌理鲜明，作者之眼和编者之眼复合为书写的力道，精短的篇什之中，藏匿了茁壮的人间的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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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男性散文家外，另有郝东黎、樊海燕、指尖、王改瑛、孙喜玲、白琳、蒋殊、王芳、边云芳、卢静、王百灵、弱水、刘劲松、水伊、陈小燕、张玉、徐焱、韩莉、付小平、孔瑞平等多位女性散文家。诸位创作中，都可见其性别特色，但感受均“异于常人”。郝东黎以冷静的书写造出了一只文字的熔炉，其中冒出的时间的火苗，燃烧着也流逝着苍然的山峦覆盖，记忆如浮光却显出了重影。指尖在散文创作方面耕耘多年，其文风虽有时下惯见的“散文气”，却也能将自我放逐于悠旷天地间，隐隐然自成一脉。卢静，生长在黄河岸边，得益于“河东”这片山水，能够面逝水沉思而不言，具有一种凝练、娴静而典雅的文字灵秀。蒋殊文笔温婉细腻，体贴世道人心，近年尤其涉笔许多重大主题，将女中丈夫气化入多部著作，体现出其见证时代、历史的细部尘烟的崭新追求。王芳走笔山河，跋涉岁月，将考古、戏剧、文学等多种元素杂糅，形成了独特而深远的创作风貌。尤以其近六七年由晋东南转入省城媒体就业后情状观之，或许受益于省城文学界的创作氛围，出手较前更为精准，在进行“写什么”的选择时更见理解和匠心。王百灵的断章颇为精粹，就中所见多文学、多哲学，顿悟和明见心思弥散于字里行间。白琳本是职业编辑，从事散文创作似为余业，却一旦才华乍现，灼灼然耀人眼目。《白鸟悠悠下》一文，透出了作者身世内部的沧桑口吻，是我“虽处人世，既有万般情义，却也悲悯自重”的心灵自传。张玉虽以从事散文创作为主，但能看到诗歌创作履历的滋养，其文字度量多维，青春的韵律、时空的盘桓都经过“修饰”的匠心后融于笔端，文理通达，颇为可观。陈小燕的文字多地理、身世之思，亲情的流脉化作可追溯的渊薮，感情潜隐，读之令人感到沉重而怅惘。徐焱的散文，掘自平朴的生活的深矿，以恬淡和纯真的面目，状写其某一个欣然与孤独共存的局部，行文如娓娓而谈，每一笔动止中流露出入世的深情。

四、以聂尔等人为例，谈谈“灵魂的切片”

“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从生命中来，到灵魂中去的”——没错，这个人是在拿“灵魂”说事儿。灵魂的废墟，灵魂的生灭，灵魂的所见、所得、所失、所觊觎，所败坏——这是聂尔《路上的春天》。聂尔似乎从没有表述过以散文为志业。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也不属于频谈灵魂的人。但“我”的印象可能只是一些小小的切片，它不真实，不郑重。与写作了四十来年的“老灵魂”相比，我的这个印象确实来得过于随意了。而《路上的春天》，是凝聚了“家族历史”“时代痕迹”“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的此世之书，它确实对应了聂尔的灵魂体征（但并非需要着意强调，将“灵魂”讲出来），它确实是“写下你的供状”，“如果没有成为供状，那就是还没写”。

聂尔是山西作家中的“思考者”。思考者在他这里，并不只是“坐下来谈谈灵魂的意思”。思考是一种生命的“借力”（“倚赖”），他似乎必须这样存在：“就人与宇宙的关系来说，一切都是已经安排好的。”

因此，读聂尔几乎所有的散文著作（《隐居者的收藏》《最后一班地铁》《路上的春天》《道路》《人是泥捏的》《虔敬与喜悦》），我都在辨认：他只是在思考，但似乎并无“建立”之心；思考是本能，但不是他的图腾。却又正因为如此，他的笔墨在很多年前就是迷人的：有“灵魂的反嚼”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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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尔是独特的，但不先锋，他只是稳固，自在（他是1961年生人）。我似乎也不是为了强调“灵魂的先锋性”而来谈论接下来的这些散文家的，年轻的，锋锐的散文家：汉家、薛振海、阎扶……不过，结果就是如此（事实俱在）：我把他们罗列在这里。汉家行文恣意，文字的速度与他的语速一样奇崛，迅捷。《汉家文章》看不出他的心有戚伤，不过我认为是他灵魂的“爆破术”。他颇似以酒徒状遣文布局，但他的文字的疯癫却有气流贯注。他是散文家中的小说家、诗人，某种意义上的布道者。汉家有“说与你知道”的文字的倾谈之欲。

薛振海，则更确凿地成为一个文字的涉险者。振海崇尚混沌不明的状物之境：“世界是座大废墟，废墟里住满了陌生人。”（《巨鱼报告·废墟（一）》）他如此张皇夺目地游离于意义的辨析之外，所谈论的，是“扫梦人离去”之后的人间的嘈杂与困顿：“一切不仅仅是纯粹的矛盾……”如果说，汉家在强力地传递一种语言流动的确定性的话，振海则经常在书写一种自疑、追问的掣肘和冥冥中的反复。但问题到了我这里，却通通成了“灵魂的切片”！包括汉家，聂尔，包括振海，阎扶。

与汉家行文的一泻而下，振海通篇布满迷障相比，阎扶有以宁静谦和的笔调融汇万端之心。他的书写之源来自于各个维度：对典籍的阅读和变奏，对自我生存经验的回视和铺演，对文学的近于圣洁的热爱和不想重复（自己和他人）的雄心，对存在秘密的端详和凝铸。他的尝试，多与思（灵魂）之漫漶有关，换句话说，还是多与“自我”有关：“永远也到达不了；到达了的，不是完美；完美在路上。”也就是说，多与行走的决然（不去回头）有关。

五、“诡”“魅”之汇流

山西的文学创作者，非但山药蛋派、晋军崛起一代以小说为重，直至年轻的七〇后、八〇后、九〇后，小说家仍比比皆是。散文之成为小说创作的副业而又自具成就者不乏其人。如周宗奇、韩石山、张石山、李锐、蒋韵、曹乃谦、燕治国、李骏虎，如王祥夫、毛守仁、葛水平，如吕新、唐晋，如张行健、王保忠，如黄静泉、马明高、陈亚珍、陈年、小岸、张暄、李心丽、王秀琴、梅钰、李瑞华，简直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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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者、批评家、诗人、纪实文学作家身份而兼有散文创作，且有突出成就者，同样不乏其人。如张颔、林鹏、李国涛、蔡润田、段崇轩，如赵瑜、哲夫、陈为人，如葛平、金汝平、徐建宏、李琳之、郎军、王照华、狄赫丹、文德芳、白占全、郭虎、闫海育、闫庆梅、张勇耀、韩熠伟，同样数不胜数。笔者曾经撰写过两个年度共近6万字的山西散文报告，若以年度核计，则每年的散文创作总量都不下千万字之数。若此文牍浩繁，则非杰作者不足以使人得见（因其被湮没之速），非杰作者，便不足以使人捧读一二，品咂再三——在这个海拔线上，笔者参考了杨新雨、玄武《自成气象的山西散文》一文，并结合自己多年的阅读感受，列出山西散文优秀作品如下（上两节已提及者，尽量不在此重复）：

林鹏《遐思录》《回想集》《书艺谭》《读书记》四册，曹乃谦《流水四韵》《同声四调》《清风三叹》三册，韩石山《既贱且辱此一生》等自传性散文作品，张石山《洪荒的太息》《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礼失求诸野》（与鲁顺民合著），赵瑜《根据地》，燕治国《渐行渐远的文坛老人》，王祥夫《衣食亦有禅》《山上的鱼》等多部散文集，蔡润田《独语集》《南华杂俎》，毕星星“乡村档案”“乡村风景”系列多部散文集，乔忠延“岁月系列”“尧都系列”“风景系列”等十几部散文集，陈为人《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等十余部纪实类散文，吕新《初夏手记》，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聂还贵《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李骏虎《受伤的文明》，鲁顺民《天下农人》，黄风《走向天堂的父亲》，王西兰《大唐蒲东》《不朽关公》《千秋武圣》，沈琨《岁月山河》，李金山《黄雀鲊》，卢丽琳《妇人》，梁志宏《太阳下的向日葵：一个正统文人的全息档案》，蒋殊《阳光下的蜀葵》《重回1937》，任勇着墨于“北魏”主题书写的历史文化散文《这就是北魏》，边云芳《红尘里》，王芳《关城怀古》《戏中山河》《拈花一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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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林鹏、周宗奇的率直无畏、汉唐风骨，韩石山的跳宕自嘲，张石山的畅达通透，蔡润田的周实内敛，王祥夫的文气沛然，吕新的沉潜本色，卢丽琳的哲思踊跃，曹乃谦的恬淡纯诚，毕星星的冷辣矜审，鲁顺民的尖锐痛切，李金山的安妥自足，都各有风貌，各成“气象”，都是值得专列论述的山西散文的丰硕果实（山西散文的金、银果子），可惜篇幅所限，笔者只能这样简笔提及（他日有暇，容当另行撰文展开）。但是，在粗略地环顾山西散文百年的成就展中，一条总汇了散文之“质”之“真”（典型如高长虹、石评梅、李健吾、张颔、林鹏、杨新雨、曹乃谦、聂尔、毕星星、燕治国），之诡（如韩石山、卢丽琳、玄武、汉家、阎扶、薛振海，再如笔者耕耘十年，已完成八卷，长达一百二十万字的《主观书》），之魅（如张锐锋、吕新、王祥夫、葛水平、指尖、卢静、白琳）的文学线条则大致可以厘清。散文之于山西文学非是别业，经过长达百年的不懈耕耘，已经蔚然成其大观。将这所有的树木聚在一起，则无疑一片山西散文的茂密森林。群山之中，自有峰峦存焉。PICS

刊发于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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