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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自由贸易”理论及其评价
(2016-04-23 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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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日]饭田泰之：《世界上最简单的经济学入门》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学习笔记。
饭田泰之总结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如下：
假设有甲乙两国。他们都会生产苹果和汽车。甲国的工业科技总体而言比乙国要发达一些。
甲国生产1吨苹果需要2个劳动力值，生产1台汽车需要4个劳动力值。
乙国生产1吨苹果需要4个劳动力值，生产1台汽车需要20个劳动力值。
此时可以发现，无论生产苹果还是汽车，甲国所需劳动力值都要低于乙国。
这时，就称甲国对乙国存在“绝对优势”。
乙国就会很害怕跟甲国展开自由贸易。因为无论苹果还是汽车，乙国的成本都要高，价格自然也要高，所以都会在竞争当中被甲国的产品淘汰。
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是甲国还是乙国，劳动力值都不是无限的。
甲国多生产1台汽车，就得有4个劳动力值得从生产苹果那边转移到生产汽车这里。因而不可避免的要少生产2吨苹果。
所以对甲国来说，1台汽车的机会成本相当于2吨苹果。
乙国多生产1台汽车，就得有20个劳动力值得从生产苹果那边转移到生产汽车这里。就要少生产5吨苹果。
所以对乙国来说，1台汽车的机会成本相当于5吨苹果。
也就是说，生产汽车时，乙国的机会成本要高于甲国。
然后同理反过来看。
甲国多生产1吨苹果，需要从生产汽车那边调用2个劳动力值，机会成本是1/2台汽车。
乙国多生产1吨苹果，需要从生产汽车那边调用4个劳动力值，机会成本是1/5台汽车。
也就是说，生产苹果时，乙国的机会成本低于甲国。
所以，尽管乙国无论生产苹果还是汽车，成本都要高于甲国，但是乙国生产苹果的机会成本要低于甲国生产苹果的机会成本。
这就是乙国在生产苹果方面的“比较优势”。
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乙国所有产业都不如甲国产业，但是某些产业和甲国差距小一些，某些差距更大一些。那些差距相对小一些的，就是“比较优势”。
基于上面所说的各国生产成本情况，可以推测：
在甲国市场上，1台汽车（4个劳动力值）可换大约2吨苹果（每吨2个劳动力值）；1吨苹果可换大约1/2台汽车。
在乙国市场上，1台汽车（20个劳动力值）可换大约5吨苹果（每吨4个劳动力值）；1吨苹果可换大约1/5台汽车。
此时对甲国来说：
如果需要5吨苹果，自己生产需要10个劳动力值；如果改为生产汽车卖到乙国换苹果，则只需要4个劳动力值——生产汽车然后去乙国换苹果更合算。
如果需要1台汽车，自己生产需要4个劳动力值；如果生产苹果去乙国换汽车，则需要10个劳动力值——自己生产更合算。
此时对乙国来说：
如果需要5吨苹果，自己生产需要20个劳动力值；如果改为生产汽车卖到甲国换苹果，则需要45个劳动力值——自己生产苹果更合算。
如果需要1台汽车，自己生产需要20个劳动力值；如果改为生产苹果卖到甲国换汽车，则需要8个劳动力值——生产苹果然后去甲国换汽车更合算。
此时，如果甲乙两国能够自由贸易，自然而然的演变方式就是，甲国的资本逐渐都流向了汽车生产；乙国的资本都流向了苹果生产。而这时两个国家就达到一种和谐状态，双方的劳动力值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节约，带来最大限度的收益。
所以结论就是，对那些科技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国家来说，应当放弃高端技术开发，专心做自己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科技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应当放弃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专心做自己的高技术含量产品。然后发达国家用高技术含量产品和欠发达国家的低技术含量产品进行贸易。这样有利于全世界市场的和谐发展。
以上就是李嘉图主张“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
以下是我对该理论的评价：
该理论存在以下问题：
李嘉图预设的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市价（1台汽车换2吨苹果）与实际情况不符。李嘉图的这个预设是基于发达国家本国的生产力水平所做的估计，但随着自由贸易的全面开展，这个价格会变化。苹果这种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价格会大幅下跌。因为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都是在种苹果这种技术含量低的部门。因为这些部门技术含量低，所以能做的国家自然也多。如果全面开放自由贸易的话，卖苹果者众，卖汽车者寡，最后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出现的苹果和汽车的价格比就不再是按发达国家本国的生产力水平来衡量，而是会远远低于之。因此这种自由贸易持续下去的话，卖苹果的国家赚得会越来越少，卖汽车的国家会赚得越来越多。
所以李嘉图的理想模型事实上只是有利于那些科技进步生产力先进的发达国家。如果技术含量低的欠发达国家也搞这一套，就会越过越惨，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要改变这种命运，就必须摆脱只能卖苹果的宿命。但是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的资本不可能自动流入注定要失败的高科技领域。因此这时候就需要国家实施贸易保护，通过关税、补贴等措施，人为干预市场竞争，扶持自己脆弱的高科技行业，通过政府的引领，走卖汽车的路。
所以现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长期实施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但当他们成为列强之后，就都开始鼓吹自由贸易。典型如美国。19世纪的美国关税奇高无比。经过一个世纪的超高关税，美国从一个落后农业国飙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当美国成为先进国家后，就开始转而支持“自由贸易”了，其经济学家们也开始批判之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如何妨碍了本国的发展，从而谆谆告诫发展中国家：兄弟我糊涂啊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自由贸易”是好东西啊以前这一百年是走了弯路了……
这一切在19世纪时就被美国的格兰特总统准确预见了：
“格兰特总统指出，早期的重商主义政策已使英国工业发展到了目前它宁愿改为自由贸易的水平，因此，他的结论是，美国工业在能经受得起自由贸易的竞争之前，同样需要先有个保护主义的阶段：
英国依靠保护贸易达数世纪之久，把它推行到了极点并获得良好的结果。毫无疑问，英国今天之所以如此强大，应当归功于这一制度。两个世纪之后，因为保护贸易已无利可图，英国便开始发觉宜于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那么，先生们，由于我对本国的了解，我深信，不出200年，美国从保护贸易中得到了她所能得到的一切的时候，自然也会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美国经济的发展证实了格兰特总统的分析。1806年美国是世界上第四号工业强国，1894年跃居第一。”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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