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是福建人，要说起和汪主任的医缘，还要说起他远在台湾的堂弟。说起他堂弟，还要说起远在新加坡的潘女士，总之，刘先生这个医缘来得不容易。

     他患的是结肠癌。2003年在广州一次应诊中，他通过台湾堂弟的介绍慕名而来。当时，刘先生已经确诊肠癌，而且手术就定在下周。面对汪主任的精准诊断，刘先生也动摇了手术的想法。这一下，两种意见炸锅了。

      一派是主张中药，以刘先生的台湾堂弟为主；另一派是主张手术，以刘先生的女儿为主。女儿是个博士，当然不愿意把父亲的生命交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医。

     总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些诘问：你是哪家子的中医？什么师承，什么流派，有没有资格，有没有行医执照，哪个大学毕业？在哪个大医院供职？是的，如今的中医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你不能让患者连质疑的权力都没有。

当然一切都是正规的，他的授业恩师是岳父、著名民间中医黄云生，是当地的治癌专家，人称黄神仙，是当年响彻半个桐城的老中医。多少老人现在提到他，还要感激得泪流满面。关于他的传奇，我们今后会整理出来。汪主任参加了任应秋老主办的函授，是安徽省第一批乡村中医师，通过自学获得文凭，又通过了国家助理中医师、国家执业中医师的考试，行医执照是芜湖市卫生管理机构颁发的。的确，他没有响当当的职称，只有凭着技惊四座，换来的某个中医学院给他的客座教授。虽然他很少和别人提起。

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明医，一个明白的医生。

这一切不能怨他，他也从来没有埋怨过这个时代。历史和命运，对他，也和他的家族开尽了玩笑。祖上是北洋段祺瑞麾下的少将，威震一方。冯玉祥、施从云，都是他的故交。可惜英年早逝。曾祖一代，两人都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个是北伐军第十八纵队纵队长，还有一个也是中级官员，都在北伐中殉国殒身。他的祖辈数人，都供职于国民党政府中，还有人受过中正剑，解放后傅作义点将，参加过梅山水库的建设工作。然而这一切，都成为他还没有出生就要背负的冤债。他是第一名考入桐中大改班，但是文革破碎了他的大学梦；他因政审与推荐上大学无缘；他被来招兵的团长直接看中要带走，但父亲不肯让子女再走当兵这条路；他直接去考研究生，却没有复习资料，被人用假信息忽悠——本来，研究生只要考两门，他不知道，内外妇儿骨各科都啃，那是白天繁重的劳作之余啃书本啊，结果数分之差，从此与求学梦失之交臂。

他没有能走进有围墙的大学，就只好在没有围墙的大学里求学。这所大学里，教书的不是教授，是他的病人；考官也不是老师，而是疾病。没有学时，没有学制，每一天都在接受考试，评卷的标准不是老师的分数，而是患者的命。他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书，常常口袋里连坐车回家的钱都没有，只好徒步几十里从城里走回家。他总是将自己的所有书，都用报纸小心翼翼地包好，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没有人能知道，他看了多少书，做了多少笔记。在这所大学里，他永远没有毕业，没有人发文凭，有的只是越来越大的名气，越来越多的患者。

但是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博士，哪怕是硕士也不可能。即便到今天，仍然会有许多人会用居高临下的气势，用文凭来获得在他一个求真医生面前的心理优势。

患者永远有质疑的权力，但他从来不辩解。最好的回答是疗效。博士好找，教授不缺，千百万的医院里永远人才济济，许多患者在繁华落尽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些虚无的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好胃口，好睡眠，不疼，舒服，信心，活命，看到希望。

说远了。其实刘先生的博士女儿是很开通的，面对着争执不下的意见，汪主任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意见：先按既定方案下周手术，但术后不要放疗化疗，用中药来代替放化疗。

双方很快接纳了这个方案。2天后，手术如期进行。

然而，打开腹腔之后，医生傻眼了。4个肿瘤，在手术中切除了2个，另外2个在大血管边上，无法切除。女儿不再坚持，将父亲的生命忐忑不安地交给了汪主任。

1个疗程后，余下的两个肿瘤消失。

    8个月后，患者基本痊愈。

2012年正月初一，电话那端又响起了略带南方口音的祝福。每一年春节，刘先生都会打来拜年电话，快10年了，听到他爽朗的笑声，都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