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楼是一种重要标志，不是随便可以设置的。北京曾有几十座王府，但没有一家在大门前设置牌楼，至于雍和宫，那也是将雍王府改为喇嘛寺之后才有牌楼的。在北京，敕建庙观可以建牌楼，街道路口可以建牌楼，城门可
以建牌楼，皇家建筑可以建牌楼，帝后陵寝和祭坛可以建牌楼。
现在，牌楼已是充满中国气派的建筑。众所周知，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大都市的华人聚居地都有“唐人街”，“唐人街”的重要标志，就是牌楼。
牌楼的由来
牌楼也称牌坊，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它是由先秦时期的“阕”和“表”发展演变而来的。最早的阙是竖起的木杆，表是木杆上斜插着的短木，用以张挂通知、征求信访，是地区管理者为着沟通上下信息服务的。后来渐次发展为砖砌建筑，先秦时，重要的建筑门前建阙，一直到宋代岳飞的词中还有“朝天阕”的说法。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中可以看到汉阙的样子，先秦诸侯国的城市管理单位为“闾里”，中国最早有姓名留下来的大诗人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到了唐代，改“闾”为“坊”，“街坊”成为行政区域，建坊墙、坊门。“阙”与“门”相结合，叫做“乌头门”，到宋代时有重大建筑学意义的《营造法式》中，有了明确规定：“乌头门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三曰阀阅，今呼为棂星门。”这种乌头门我们现在还能在北京的皇家坛庙和陵园中看到，围拢在祭坛四周以汉白玉为柱、朱红木栅为门的特殊建筑，就是乌头门。棂星门后来脱离里巷而成为独体的标志性建筑，多建在孔庙、皇家学校等文化机构，北京顺天府学为明代初年设立的学校，一直使用到现在，历时600多年，成为北京最古老的学校，那里的棂星门完整美观，至今保持明代样式。
“表”的单独发展我们现在只能在北京的少数古建筑中看到了，最有名的当数天安门前的华表，城楼前面两座，后面两座，它们的形制为一柱朝天，周身雕龙，早已不是最初为征求意见而树立的朴素木杆样子。华表成为门前的一种标志，为门造势。天安门华表顶端蹲坐着的瑞兽是“望天犼”，在天安门里侧的一对叫“望君出”，希望皇帝不要老窝在后宫温柔乡里，不时出去了解下黎民疾苦，外面的一对叫“望君归”，希望皇帝不要耽于游山玩水，该回来听取朝政要紧。其实，它们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装饰功能，石狮、华表、七座桥面和石雕栏杆，共同拱卫着高大的门楼，形成一组高低错落、彼此相望的建筑群。
20世纪初，北京图书馆在文津街建起时，从圆明园拣选了一些可用石料用在这里，其中最漂亮的便是一对华表。
1264年，元建大都，设四十六坊，每坊有坊门。元代坊门在北京目前似乎只有一处，那就是名贤街路北的一座坊门，近年重修，油饰得太新了。历史留给北京的，更多的是明清两代的牌坊。明清北京一直是三十六坊，坊坊有标志。
牌坊从最初出现时就有标志意义，唐宋时将坊门与坊墙连在一起，尚兼有实用价值，从元至清，坊墙因胡同的存在而不必另设，坊门便不再附着于墙而单独耸立了。而到后来，牌坊“表彰”的意义更大些，越来越向标志性建筑发展，有牌坊就有匾，甚至反过来专为悬匾而建牌坊，使牌坊成为一种象征性的门。
北京紫禁城的午门亦称五凤楼，是带有“阙”的特征的最大建筑，它前面左边的门称为“阙左门”，右边的门称为“阙右门”。
作为一国之都，象征性的门当然不可少，而且还是一件很重要的设置。牌坊在北京，是一种关乎“声誉度”的门。
中山公园保卫和平坊，原位于东单西总布胡同西口外，1902年为被清兵打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立，称克林德碑，一战结束后推到这一国耻象征，重立于中山公园，称公理战胜碑。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走进中山公园，迎面第一眼，你会看到一座很美的石牌坊，汉白玉坊身，上覆蓝色琉璃瓦顶，匾心有郭沫若题写的“保卫和平”四个金字。然而它原先不在这里，而是在东单迤北的西总布胡同路口处，南北向。1900年6月
20日，德国公使克德林从东交民巷去东单外交部街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经西交民巷路口时，向巡逻守军挑衅，当场被虎神营士兵恩海击毙。当日，京城中的中外矛盾加剧，下午四时，清兵和义和团向东交民巷发起进攻，第二天，清政府向各国政府宣战。结果尽人皆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11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特别约定，在恩海击毙克德林的地方，为克林德树一座牌坊。
这座牌坊于1903年建成。它立在北京紫禁城之侧的商业繁华地带的东单，汉白玉石坊上，用拉丁、德、汉文字刻有光绪皇帝“惋惜凶事”的圣旨，每一个从这里路过的中国人心里都会感到屈辱和愤懑。
这道屈辱之门直到1918年才有了改变，那一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消息传来，作为战胜方协约国成员的中国民众，首先想到的就是“克林德碑”。北京市民群起欲捣毁其碑，法国政府忙居间调停，最终将牌坊移至中山公园，改坊名为“公理战胜”。1952年，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友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将“公理战胜”坊改为“保卫和平”坊。
压在北京人心头的国耻一波三折，终于厘清。
牌楼之美
牌楼是由“坊门”演化而来的。此类没有用高耸的华表冲天柱来替换坊柱，而是吸纳了早在春秋时代即已产生的“阙”的形制特点，融入到棂星门的形制中，在额枋和柱头加盖了楼顶，从而使牌坊演变发展成为牌楼。
牌坊与牌楼的区别，牌坊没有“楼”的构造，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有屋顶。
天下牌楼各具其美，式样不一，但总括说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楼脊式，牌楼顶上覆以琉璃瓦，端庄肃穆，北海公园中这种牌楼最多。另一种是冲天式，它的柱顶高高耸起，柱顶覆以云罐，纹理色彩艳丽，名贤街上的四座牌楼都是这种式样。一般来说，宫殿、庙宇等大型建筑前面多用前一种，而街道、集市上多用后一种。
牌楼之楹间多寡是不同的，最简单的是一楹两柱，根据不同需要，又有三楹四柱、五楹六柱等。牌楼顶上的明楼也多寡不一，从一楼、三楼、五楼、七楼直至九楼不等。在北京可见的牌楼中，规模最大的是五楹六柱十一楼，宏伟至极。
景山寿皇殿牌楼夹杆石兽
北京的牌楼在材质的运用上异彩纷呈，数量最多的是木牌楼。入地的基础部分和地上一米有余部分采用石料加固，叫做夹杆石。夹杆石上端常常雕刻为石狮、石兽，中部则以铁条束腰。木牌楼的每根立柱都有戗杆斜倚支撑，北京戗杆最多的牌楼为地坛牌楼，民国时还维持着二十支戗杆的规模。由于近代维修古旧牌楼时常以钢筋水泥取代木材，戗杆已无必要，所以，要欣赏仍旧带有戗杆的牌楼，需要到颐和园、北海等古建筑原貌保存北京好的地方。有些地方，譬如景山寿皇殿前面的三座牌楼，虽然戗杆撤除，但当初的戗杆石座仍在，是个卧兽的样子，非常有趣，为保护起见，现在被铜栏围起。
还有一种是琉璃牌楼。朝阳门外东岳庙牌楼是最易被人们看到的琉璃牌楼，它就端坐在马路南侧，雄壮厚实，几乎周身都以黄色和绿色琉璃砖、琉璃瓦披挂，显得富丽堂皇。琉璃牌楼是等级甚高的建筑，从没有单楹的，东岳庙、孔庙、北海小西天的琉璃牌楼均为三楹四柱七楼，有券门三孔，整个牌楼下方为石刻须弥座。
祭坛、皇家陵寝等地还可见石牌楼。习惯上人们常称石牌楼为石坊。简繁不一，最简单的只有一楹两柱，无明楼，最庞大的为十三陵石牌楼，五楹六柱十一楼，明楼石雕精美异常。天坛、地坛、社稷坛、十三陵、利玛窦墓等地，都有石牌楼的身姿。石牌楼洗练、素雅、庄重，多为冲天柱式，有的则有明楼，斗拱亦以石料仿出，昌平的清代恭亲王陵墓的石牌楼即为不可多见的典范之作。现在，恭王陵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一座精美绝伦的四柱三楹三楼石牌楼孤零零地诉说着历史。此外，房山皇姑台清康熙时重臣伊文瑞的御赐六柱三楹三楼两影壁石牌楼和大兴黄各庄清雍正奶妈谢氏的御赐四柱三楹七楼石牌楼也都是现存石牌楼中极品。
北海公园为北京保留牌楼数量和样式最多的地方，白塔下大桥两端两座牌楼玉树临风，与桥、塔、湖、树共同组成绝佳风景，最为吸引游人。琼华岛东麓半山坡有一组全北京最矮的牌楼，檐下仅能过人，伸手可及明楼，但制作绝不苟且，所以部件一应俱全，是近距离观赏牌楼的最佳场所。东门依山面桥而立的大牌楼，繁复的斗拱令人叹为观止，而北岸小西天又有北京最美的四座琉璃牌楼，西岸那座水边的当街牌楼却偏偏不用皇家专用的黄色琉璃瓦而以灰色素瓦覆顶，另是一番趣味。
牌楼的象征意义不容忽视。所以，凡是需要旌表的地方，往往有牌坊出现；凡是需要扩大声势的地方，往往有牌坊出现。牌坊是一个地区、一个场所、一个机构甚至一个集市的标志。
牌楼分类与形式
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划分森严,建筑中同样存在等级之分，牌楼按类型分为皇家牌楼、官宦牌楼、平民牌楼。统治阶级掌握着建造牌楼的实际审批权，故此牌楼的建造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如帝王陵寝采用六柱五间十一楼形式牌楼，这是牌楼中最高等级的制式,而臣民所建造的牌楼多为四柱三间七楼。从某个角度来说，牌楼也有一定的巩固政权的作用，它们大都带有当时时代的礼教和道德观念。
牌楼中的传统装饰元素
牌楼在体现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风民俗与工艺水平，建造牌楼是古代重要的社会风潮。牌楼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牌楼上装饰元素的不同，常见的牌楼横梁装饰雕刻有狮子、龙凤、仙鹤、行云等图案。而在牌楼的立柱上一般多位采用浮雕镂空的形式进行装饰,多采用蝴蝶，花鸟,牡丹,梅花喜鹊,青竹，菊花,绣球绵鸡,水仙海棠。牌楼体现了中国古代工艺与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的完美结合。
部分图文节选自《一门一世界》，作者赵润田，1951年生，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艺术评论家。出版有《北漂白皮书》、《寻找北京城》、《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日历体中国书法绘画史《国宝2018---笔墨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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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3 14:3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