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央行2008年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在以下几方面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执行从紧货币政策；推进金融改革；构建金融稳定长效机制；推动金融市场创新；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抓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央行对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行了详细论述，要求从总量上对货币供给和信贷投放实行更严格控制。但与往年不同的是，央行并没有在会议上公布具体的年度货币信贷调控指标，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决策者对货币政策“从紧”程度的判断还存在争议。

同样是在1月3日，美联储公布了12月11日的会议纪要显示，联储官员们对信贷危机可能导致的美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感到担忧，并因此认为有必要大幅降息。此外，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新成员欧菲尼德斯1月3日也表示，欧洲央行已做好准备，若有必要则将提升利率。由此可见，与前些年相比，现在全球利率的周期性变化更加扑朔迷离，但在美国经济的持续疲软下，总体进入利率下行周期的可能性偏大。

事实上，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局面，央行货币政策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这也使2007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效果颇受公众诟病。然而，正如笔者所一贯强调的，要真正解决深层经济症结，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就要重组政策体系，其中，要避免对货币政策寄予过高的希望，而充分引入财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作用。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货币政策关注目标可以分为四部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而在我国，通常货币政策更关注前两者，并且具体分解为CPI、信贷增长、流动性和资产价格，至于国际收支平衡，则是更依靠单独的汇率政策作用，而在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充分就业也难以成为货币政策作用目标。

应该说，长期以来，央行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过重的压力，人们总希望央行能够运用单一政策来解决多个目标，但这些目标本身甚至具有内在矛盾性。从货币政策自身来说，要强力调控CPI、信贷、流动性和资产价格这四大目标，事实证明难度很大，并且政策意义还值得商榷。事实上，从货币当局、经济学家和社会公众的不同角度，对货币政策关注的着眼点并不相同，甚至存在很多相左的意见。但当前在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压力下，大家公认央行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针对物价。这使得简化和统一货币政策目标、调整货币政策范式成为可能。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在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转变。应该说，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并非只是关注通货膨胀，而不关注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反，从该货币政策模式实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货币政策框架更加广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可以说，货币政策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本身就是多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统一的结果。当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体系的不断健全，美国和许多欧美国家开始逐渐促进新的货币政策目标转型，也就是更加关注充分就业目标，这也是适应更高发展阶段的货币政策范式创新。

我们可以从货币政策面临的内外环境约束来看。首先，从外部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不断增长，形成货币供应过快增长的巨大压力，因此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经常出现冲突性。但首先要确定的是，无论基于理论还是实践经验，当前人民币确实处于相对低估的阶段，长期以来，人民币升值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背景下，国内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就是坚决反通货膨胀。应该说，其他国家已经提供了相关的经验教训。众所周知，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保汇率，最终反而触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德国也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本币也处于较大升值压力中，然而由于德国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使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因此避免了经济波动。这也是因为德国曾经历过一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反通胀的意识根深蒂固。由此来看，在我国当前面临类似外部格局的情况下，把抑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核心，似乎是相当合理的选择。

其次，从国内情况来看，本次央行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所关注的问题，包括经济结构失衡、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这几方面的风险，有些是相互关联的，有些则关系不大。正如我们所说的，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要向全部关注这些目标，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集中考虑通货膨胀的目标，从而间接对其他目标产生影响，这样才能达到相对最佳的政策效果。

具体而言，当前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在“过热”、“过冷”之间摇摆的困境，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在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危害。然而由于我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低，反而逐渐在“扩大内需”过程中强化了政府作用。事实上，中国宏观调控容易出现“硬着陆”，就是因为这种政府主导模式的弹性太大。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货币政策显然鞭长莫及，更需要政府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的改革。

另外，对于资产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导致资产泡沫不断累积，也具有复杂的多重因素。首先要明确，在经历过几十年改革开发之后，公众对资产的需求到了爆发式增长的临界点，因此出现了对金融和非金融资产价格的重估，预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产价格上涨的趋势都不会变。对此，宏观政策作用重点，是促使资产保持稳步上涨，一定的泡沫也不可避免，而非剧烈的变化，引发经济社会动荡。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症结，在于地方政府“卖地生财”的冲动，从源头上使土地价格难以约束，最终传递到高房价上。而股市出现泡沫的症结，并非资金过多，而是新股发行制度的弊端、监管失控下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行为，这些也都不是货币政策所能起作用的。

还有，即使对于通货膨胀自身，货币供给相对过多，也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源都是深层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政策导向和体制因素所引起的。换句话说，解决中国的通胀压力问题，还需要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药方。以传统凯恩斯主义观点看，要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来着手，着力增加粮食供给、稳定资源价格上涨、控制垄断等。

总之，货币政策转向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单一目标模式，是当前的最佳选择，因为这能够把“控制过多货币”的这个目标，充分展示出来，而对经济过热、资产价格等问题的影响，也只能通过反通胀，进而控制货币量，而间接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