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李白与中秋月

            读书摘记：吴占夫

        一、少年侠客行  一生如狂草

    传说人一生会有两次出走，一次是年少轻狂，一次是人到中年，李白即是如此。这个人总是有着冲天的豪情，如果大地是一张纸帛，他就是一支游龙笔；如果大部分人属于书写在格子里规矩的蝇头小楷，李白则是伸展腰肢的狂草。这是一种质朴的恣意，与他不得志的一生形成了反差。他那颗年轻的心一度认为，伟大的大唐一定太需要他，让他一天都不愿多等，于是乳臭未干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不管承不承认，他还是带着一点对家的留恋，因为他的诗很诚实，不多久就带出“仍怜故乡水”的句子。但很快他就会切换另一个心情，说什么“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一种家太小了，我要拯救地球的样子。但这个世界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去接纳李白。当有人在江陵看见他时，他正在四处游逛，这个抱负未展的小李，已经在仕途上碰了几次壁。尽管年少不掩张狂，但他也会惆怅，而此时，月亮就成了倾诉的对象。这个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会“我寄愁心与明月”，也会“月明如素愁不眠”。月亮也没有办法，它只知道它照耀着的这个男人，连愁也愁得那么帅气。

    二十几岁的李白，惆怅的诗作了一首首，但仕途的机会仍像他的行迹一样无定。一天，一位自号白云子的人出现在了李白的世界。这位年近耄耋的道长，乃道门龙凤，早已声震四海。与其说是他走进了李白，不如说是李白走进了司马承祯的天地。李白对这位道长早有钦慕之心，他既得天子赏识，又如浮云不惹世事的道仙之人，堪称李白的楷模。

    那天，司马道长已“接见”了许多慕名而来的人，在社交倦意中，遇见了这位翩翩少年。李白收起连日来的困顿，将他的潇洒、飘逸与谦虚全部展现出来。司马承祯对他的印象不错，说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在这场堪称公元8世纪的“巴菲特晚餐”中，李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日后，他写下了关于大鹏与希有鸟的雄文，尽管仍带着年轻人的自恋，但还是最真诚地表达了对司马先生的感念。

    十九年后，李白与杜甫、高适一同登上了王屋山，以期再度和他的故人相遇，但此时的司马道长已没能坚持到他的归来。李白走进了阳台宫，那是道长生前所居住的地方，在此他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李白字太白）”

    这短短二十五字，此后被文人雅士津津乐道并无限推崇，若回望历史，便可预见其对于时代书法变革的意义。因物象千万而不可承载，于是这字便化作伸展腰肢的草书。那字是一种格子之外的字，而不是中规中矩的“公务员字体”。人如其字，李白是畅游天下的“格外”之人，道长未曾说错，这是一个“可与神游八极”的朋友。他总是有“不得不走”的理由，半生漂泊无根。

    此后的李白依然游荡，倒也不算孤独，因为天上有月，身边有酒。有时候他会“一醉累月轻王侯”，或许只有在李白那里，月才会意识到它自己带着狂气，而酒与诗歌也才会彼此两不辜负。

        二、笔墨一尺  来自大宋的凝望

    有时候，时间足够“狂野”，一晃就几百年过去了，而那一弯月亮却依然如旧。只因时光太快，让此时的宋徽宗在一年的中秋日里有感而发：“因怀胜赏初经月，免使诗人叹隔年。”而当他看到那幅潇洒飘逸的李太白《上阳台帖》（原帖为繁体字：上陽臺）时，已是“隔”了四百年。李太白的阳台情谊，在这四百年之间，也酿出来更醇厚的味道。

    宋徽宗，名叫赵佶，一位错生在帝王家的人，这位皇帝日后将以艺术造诣留名青史。在他目前所停留的公元12世纪里，其审美眼光早已无出其右者，但当他得以面对《上阳台帖》时，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如同一个虔敬的学生，他仔细地在上面做了自己的“小笔记”——“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这是对李白的赞颂：诗好，书法竟然也好。如果知道这是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这种惊喜和赞美再正常不过。

    宋徽宗爱这帖。这个艺术家皇帝本身就对草书有所钟爱，他曾不止一次地写下狂野的《草书千字文》，并作为礼物赠给他手下的臣子。或许，他骨子里也对这种奔逸的气派有所向往。

    宋徽宗也是一个诗人。在他出生前就充满了有关诗的传奇，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梦见南唐后主李煜前来拜谒，就是写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那位诗人皇帝，而不久之后，宋徽宗就降临在这个世上。不出所料，当他初长成人，已经是“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传闻可能是臣子的谀词，缺乏可靠的证据，但的确昭示了李白与艺术帝王的某种关联。

    诗人宋徽宗和李白有着许多的相似。两人都在一出生就带着某种难以抗拒的艺术基因，这让他们始终都在治国成业与艺术事业之间徘徊。在他们一生中，两人都选择做了道家思想的迷恋者。李白喜欢紫色，会“倒披紫绮裘”，而宋徽宗也常常身着紫道袍，这在千年之前的中国，是典型的道家“色彩”。

    或许有一点不同，李白一生都想入仕，以酬自己的凌云志，而宋徽宗则一开始就占据着制高点，毕竟他是一个“含着玉玺出生”的人。但时间如果过得足够久，宋徽宗也会发现，颠沛流离将是两个人共同的关键词。这个早年生活在安逸世界的人，在“未来”，将会遭遇靖康之耻、北宋灭亡，经受的苦难绝不会比李白来得少。

    尽管有诸多相似，但是在艺术倾向上二人还是有足够分明的差别。李白狂野一点，宋徽宗则静谧一些。或许因为十九岁就继位做了皇帝，长年住在殿堂，已让他习惯用一种沉静幽雅的眼光看世界。宋徽宗总是偏爱那种细腻的风格，而在他的倡导与引领下，院体画风格也走向成熟。《梨花翠鸟图》就是这种典型的院体画，它诠释了“精工细腻、格法自然”的徽宗式审美追求：一只翠鸟停于梨树枝头，羽毛纹理精致；梨花绽放，显示出自然的从容与宁静。如此的画风，显示了一种“皇家学院”艺术气质，总是充满着生活的真实，以及诗意的含蓄。

典丽精工的《梨花翠鸟图》，是宋代院体画的代表作。

    无论是李白的狂野质朴，还是宋徽宗的典雅细腻，都是这片土地上自我生成的审美原则。它教会了人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以及如何去表达生活。质朴和典雅，有时是矛盾的、冲撞的，但是它们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常常会如魔法般地融汇在一起。

        三、醉上阳台  质朴和清雅都在酒里

    今天的中国人早就熟悉了这种美，它可以称之为艺术的张力。中国的诗就是如此，常常一笔写出半个盛唐，笔法粗犷但不乏诗人的细腻。在一些画作里，半尺枝头也值得反复描绘，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更大的世界。这就是中国人的诗意，粗中有细，细微处有大义。而一到中秋，诗意的人都会变成月下的李白，豪放中带着清雅，满怀张力。

    当千年之后，《上阳台帖》变成一瓶酒，质朴的典雅的，从李白到宋徽宗，远古的诗意都在酒里。李白的手迹原稿经同比缩放印制在瓶身，人们因此可以目睹阳台宫上那位太白先生的笔下风貌。它缅怀了盛唐时代的那场寻故人而不遇，但更多的是试图带着人们去感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的世界，因为一切都可能融化在酒里。如那飞扬的字迹，上陽臺酒散发着俊逸的气息。但它同时也是质朴的，一方略带“钝感”的酒瓶，其灵感来自于宋代盛行、追摩上古礼器的“琮式瓶”，而瓶身点染着星星点点的铁斑纹，再次诉说着它的浑古之气。

    这种“装扮”大巧不工，却也仍不时透出细腻的风格，那是宋代美学赋予它的另外一种气质。瓶口处手工楮皮宣纸的盖头，使它看起来像一位带着束发小冠的古代书生。而纸签上书“上陽臺”三个小字，乃是宋徽宗独家的瘦金体，取材于他对李白书法作的跋文，墨骨遒美，笔锋处屈铁断金。

    它就是这样的拙朴，带着一份雅韵，穿过千年尘封来到了今天。这或许是时代的优势，让远古的审美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叠加，质朴幽雅融为一体，唐风宋骨同时降临。就像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人们在许多时候都会遇见过，善于倾听，并且心净如水。因为经过沧桑，所以绝不是把波澜不惊挂在嘴边的人，而是化作一种存在状态。上陽臺酒正是如此。但你仍会知道，“他”的肚子里“有点东西”，否则那透显出来的沉着与安稳就无从解释。

    上陽臺酒体具备了一种传神的“内在魅力”。它将“净”作为自己的风格，不仅保证甘绵净柔的口感，更是对高品质的核心的追求。这与它独创的“选·藏·调”模式有关。

    首先，酒是“选”出来的，在有资格成为上陽臺酒的基酒中，精选最上乘者作为它的“前身”。其次是藏酒，其忠实地遵从了传统方式，在茅台镇核心产区用特制的陶坛贮藏。最终，它经由大师级的勾调，以醇厚雅致的姿态出场。这款以《上阳台帖》命名的酒，酒如其帖，杯中化尽物象千万。

    就像一个老朋友，经过见过，反倒修养出一种古朴，因为经历过最挑剔的眼光，早到了淡然的境界。酒耶人耶，有时已浑然不分。它对自己很苛刻，力求“每一滴上陽臺都是好酒”，但或许，它更珍视的是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好缘分。

        四、但得酒中趣  勿为醒者传

    花好月圆，又到一年中秋节。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诗意爆棚的日子。人们需要一款酒，正如李白说过的，“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上陽臺酒准备了“对酌礼”，作为一份佳节以及日常的文化礼品，我们可以邀请朋友与家人，在岁月酝酿中感受美好。这提示我们，生活是幸福的，不必有李白那种“月下独酌”的感伤。礼盒上，一幅《梨花翠鸟图》栩栩如生，仍然透显着它的从容与宁静，或许可让人想起古人的小小教诲——“沽酒趁梨花”（唐·李商隐句）。

    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常常沾惹了许多凡尘俗事，以至于怠慢了心中的诗意自留地。但每个人骨子里何尝不是一个诗人，或许在月亮与千金裘之间，一个人时而是一笔游龙狂草，时而是一只安静的翠鸟。质朴、狂野、抑或幽雅，一切都可并行不悖的叠加，一如上陽臺酒所努力呈现出的样子。

    岁月不会过期，它只是酿成了酒。中秋即至，但愿人人皆得团圆，诸多善意和美好也从不冲撞，这是一个可以小醉的日子，“但得酒中趣, 勿为醒者传”（唐· 李白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