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学党史感悟： 夕阳红读书会 吴占夫

  读党史谈感悟，题目很大。党史境界大如天，三天三夜说不完。那就说小题目，说长征途中的一个小会，叫遵义会议，感悟是：遵义会议是我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为何这么说？请看党史具体事例：

    一、红军危在旦夕

  先说中共建立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在早期中共革命运动中投入了一些钱，中共是在沿着苏共的经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在摸索借鉴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牵制与干预。当时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当家，中共所遭遇的惨剧，共产国际负很大责任。

  陈独秀被排除中共中央，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然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他拒绝参加中共六大，因为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陈独秀说：“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在中国研究？”陈独秀看到很多同志无辜牺牲，也看清问题的本质，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要由中国人来领导。毛泽东也在摸索和失败中明白：中国革命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掌握。就因为这个，陈独秀一撸到地，踢出党中央。

  1931年赣南会议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拿下了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政治局委员席位，推举王明上台。王明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还取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人职位，取而代之的是项英。

  共产国际和王明之所以要毛泽东退出领导班子，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没有去过苏联，没有参加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白了，就是王明的思维和共产国际在一条线上。毛泽东的思维则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国情。王明的思维脱实入虚，毛泽东的思维是符合中国实际。

  在革命运动中，思维不同会引起巨大冲突。一旦某次运动失败，就意味着许多同志牺牲，意味着离目标越来越远。所以王明对毛泽东不满，主要是认为毛泽东的思维观点错误，所以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班子。但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并没有被完全架空。随着反动派的五次反围剿铺天盖地，项英的指挥能力露出短板，这才又让毛泽东上前线指挥红军战斗。对比之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确实是明显出色。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开始膨胀，他认为反围剿胜利是他自己领导正确的结果。所以他提出要围攻大城市，要向苏联十月革命学习。毛泽东认为不可取。党组织从大城市转到农村，就是因为在大城市没有基础。贸然去解放大城市，是以卵击石，是极大的冒险。

  王明提出解放大城市的主张，毛泽东反对，并说出出充足论据。但是王明听不进毛泽东的意见。他认为毛泽东“没有见过大世面”，带有偏见。如今，毛泽东坚决反对他的意见，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更加不好，从偏见变成对毛泽东个人的攻击。

  在1932年初，毛泽东对同志们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概率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考虑问题要全面且客观。但是毛泽东的意见不仅没有被听进去，而且被严厉批评，毛泽东很无奈。毛泽东没有领导权。加上有段时间得了疟疾，提出休息一段时间。王明、项英一听正好，就让他到山上休息。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架空后，蒋介石亲自上前线，带来了一百万国民党部队，要全面消灭红军有生力量。王明依然照搬苏联的经验，第五次反围剿就在他的指挥下失败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依然上前线出谋划策，他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的代表李德沟通战术。然而李德也好，王明也好，都嘲笑他是农民暴动出身，只懂游击战，不懂大兵团作战，不懂苏联红军的战术。

  当红军面临巨大失败的时候，李德、博古等人居然想要和反动派“同归于尽”。毛泽东眼看红军处境越来越危险，他多次心痛得仰天长叹：“同归于尽！这话是随便乱喊的吗？只有红军尽可能多保存下来，革命才有希望。明明可以活下去，为何错误的指挥白白牺牲那么多红军战士生命？为什么革命还没有成功就想到与敌军同归于尽？敌军人多，不可能跟红军同归于尽，明明是红军处境更危险！”

  眼下红军危在旦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朱德等人意识到，必须召开大会讨论一下，红军该何去何从？红军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中国的革命究竟该谁说了算？

    二、沟通筹备会议

  1934年，毛泽东因疟疾养病，遇到养伤的王稼祥。王稼祥看到毛泽东非常高兴，嘘寒问暖后，王稼祥直接问：“毛泽东同志，你对眼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毛泽东沉默忧虑，他反问王稼祥。王稼祥是个直性子，他直言：“不能再让李德、王明继续指挥下去，不然就完了。”毛泽东继续问：“那你认为如何才能摆脱险境？”王稼祥回答：“我没有找到破局之法，所以想请教你的看法。”毛泽东一听，心里有数了，王稼祥这个人能听进不同意见。他就把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讲了出来。王稼祥越听越激动，兴奋地说：“一针见血，鞭辟入里。”毛泽东继续说：“蒋介石已经预判到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我们往里钻，后果不堪设想。”王稼祥说：“我也知道这个情报，但博古他们一意孤行。如果不改变路线，那中国革命还有未来吗？”他们两人越聊越深，讲话越来越直接。他俩都意识到：如果还按照李德他们继续照搬苏联革命经验，中国革命就完了。谈到最后，毛泽东无奈地说：“可惜，我改变不了眼前的局面。”

  王稼祥看着毛泽东说：“你能！现在很多同志都赞同你的意见，你之前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许当时我们不这么认为，但经历惨败，验证了你之前的高见。”末了，王稼祥告诉毛泽东：“我和政治局一些同志交流过，他们很赞同你的建议。这几天，我继续跟其他人交流。我们已危在旦夕，不能再拖拖拉拉！”王稼祥果然和政治局其他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把毛泽东的方针和建议据实以告。越来越多的同志意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能够带领大家脱离险境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人也进行了交流，大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王稼祥也和养伤的聂荣臻讲了毛泽东的战略意见，聂荣臻一听很高兴：“早就该让毛泽东上台领导了！”

  遵义会议召开前，先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探讨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是不是可取，是不是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应对目前的困境。绝大多数都支持采纳毛泽东的建设性意见。这次紧急会议后，又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上，周恩来等极力主张实行毛泽东的方案，毛泽东也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李德等人一如既往地表示反对。可是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李德反对无效。紧急会议决定：让毛泽东上台，拿掉王明、李德指挥权，刻不容缓！

    三、召开遵义会议

  在1935年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何克全、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卓然、聂荣臻、刘伯承、林彪、杨尚昆、李富春等人聚集，召开遵义会议。会议一开始，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避重就轻，把失败原因归结到客观因素上。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听，心里很有数。实际上，召开遵义会议不是为了批评李德、博古等人，而是要给中国革命找个出路，解决眼前的险境。但是博古等人的态度，更加让大家意识到：最高领导，必须换人。

  博古发言后，张闻天和周恩来站起来阐述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看法，明确指出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了失败。李德等人的脸色非常不好看。接着，毛泽东站起来，表述自己看法。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战术得当，实事求是。但第五次是因为李德、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想法，才导致失败。然后，毛泽东把五次反围剿的战术一点一点讲得清清楚楚，说李德、博古等人“防守的时候很保守，进攻的时候太冒险，撤退的时候就是逃跑！”

  毛泽东的发言，把两条路线的对立完全挑明。到了这个时候，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必须选择一条最适合红军的道路。只是大家很难做那个第一个站出来，表达自己意见和主张的人，一时之间没人发言。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了：“我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见，以前他多次提出正确的指导方针，没人听。如果早点采纳，也许我们不会落到如今这步田地。”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王稼祥身上。王稼祥接着详细阐述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有目共睹，在危急时刻他提出的你们都不听，就是因为你们不听，所以才导致了失败”。

  王稼祥这话一说，李德立刻抬头，他晓得说的就是他，投去了不开心的目光。但是王稼祥到了这一步，已经无所谓了。他继续说：“李德一个人掌握领导权，听不进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而且其他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还会受到惩办和压制。这种领导方式给党组织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王稼祥直爽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最后，斩钉截铁地说：“红军的领导权应该交给毛泽东同志。因为毛泽东同志确实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客观经验和国情。他虽然没有去过苏联，但不代表他不懂共产主义，他才是最懂中国革命的人。必须要由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我们才能化险为夷，才能实现革命目标！我建议：现在就该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让毛泽东同志搞军事指挥！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王稼祥发言掷地有声，如同响雷。因为王稼祥发言在前，刘少奇、彭德怀、朱德他们个个站起来，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的意见，而且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带来的“灭顶之灾”。拥护毛泽东的呼声震天，李德、博古等人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最终确立让毛泽东同志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取消李德、博古的指挥权。

  博古的领导权被拿下，心里不好受。周恩来找他谈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一段话让博古动容：“谁做书记，谁掌握领导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党的领袖。只有能领导红军打胜仗，且能得到大家拥护的人，才能当这个领袖。而毛泽东同志就是符合这个要求的领袖啊！”

  我的感言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