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盛唐边塞诗空前繁荣的原因

                                                                            郑光程    

【摘要】唐代边塞诗,特别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概言之，民族战争给边塞诗提供了主要源泉；盛唐空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为边塞诗的盛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军事力量的强盛保障了唐朝的和平与稳定，广袤的疆域造就了边塞诗广阔的视野；人身言论较为自由的开放宽松的政治环境保证了边塞诗题材的多样性；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民族融合丰富了盛唐边塞诗的内容和精神内涵；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题材的诗歌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战争  基础  开放  心理  融合  发展 

诗歌发展到了唐代，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题材的拓展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极致，一个高峰。其中边塞诗成了盛唐诗歌的重要题材，特别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是以充沛的感情，刚健的笔触，描写了寥廓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慷慨的军旅生活以及幽怨悲凉的征夫之恨、思妇之痛，题材多样，意境雄浑。

那么，为什么边塞诗在唐代得到空前繁荣呢？笔者以为，它既有唐代社会经济、政治进步的原因，又有诗歌内在发展的必然。概言之,唐代边塞诗,特别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是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与古典诗歌高度发展成熟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民族战争是盛唐边塞诗的主要源泉。频繁兴衰更替的六朝和短命的隋朝，与边地其他民族的矛盾深重但又无力或无暇顾及，唐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边疆、拓展生存空间，先后分别与东西突厥、吐谷浑、高丽、吐蕃交战。经过这些战争，唐朝逐渐奠定了“天可汗”的地位，为了有效管理突厥、回纥、铁勒、室韦、契丹等，唐王朝分别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一种乘运而起、建功立业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很多盛唐边塞诗通过各种方式描写了战争：

1、将描写战争与表达求取功名的愿望相结合

国力的强盛，激发了诗人们欣逢盛明之世的自豪感；频繁的边塞战争，为寻求晋身之途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机会。“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这些豪言壮语表达了相当一部分诗人的心声。 岑参就把从军立功当作求取功名的主要途径。从军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终日不得意，出门何所之。从人觅颜色，自叹是男儿”（《江上春叹》），“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玉门关盖将军歌》）。从天宝八年开始，他两度出塞，先赴安西任掌书记，后赴北庭任节度判官，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边塞生活。

2、将描写战争与歌颂英雄相结合

盛唐的边塞诗用不少篇幅歌颂了英雄，有些诗作在歌颂英雄时，还表达了浓重的崇汉心态。如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高适的“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把对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崇敬心情表达得淋漓酣畅，跃然纸上。王维《老将行》一诗写老将一生功勋不被赏识，但烽火再起时依然不计恩怨，请缨报国，无怨无悔，“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刻划了一个爱国老将军的高大形象；李颀的《古意》：“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 鬚如蝟毛磔”，勾勒出边塞战士的飒爽雄姿；王昌龄《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突显将士的勇猛豪气，极具英雄主义色彩。

3、将描写战争与表现边塞奇异风景相结合

盛唐很多边塞诗作中，描写了边地奇异的风景，字里行间表达了戍边将士以苦为乐的高昂的斗志。象岑参边塞诗的独到之处在于充满了山川奇气和爱国壮志。写火山：“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写热海：“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燕砂砾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梨花比雪，雄奇明丽，新颖独特，落笔传神。不只写出了雪来得突然，写出了雪的铺天盖地，而且以春喻冬，情调乐观而昂扬。他描写送别的场景也是这样，帐外“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以夸张笔墨勾画塞外雪景，气势逼人；送客出军门，但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大雪纷飞，尽管风势猛烈，但辕门上的红旗已被冰雪冻结得一动不动了。这一生动的细节传神地写出了天气的奇寒。那白底色上的一点鲜红，为冷色基调的画面增添了一丝暖色，反衬得整个境界更为洁白、寒冷；那雪花纷飞的空中不动的红旗，又衬得整个画面更加生动，富有诗意。在这诗中，诗人对“雪”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笔力矫健，既有大笔挥洒，又有细节勾勒，既有真实摹写，又有浪漫想象，意象鲜明，意境独特，描绘了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

4、将描写战争与抒发离愁相结合

有战争就有分别，就有离愁。故而许多边塞诗篇就与“离愁”、“相思”挂上了钩。岑参的《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语浅情深，既缠绵悱恻又不流于哀怨。李白的“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关山月》），所思广阔而渺远，格外深沉。崔颢的“寒衣著已尽，春服与谁成？寄语洛阳使，为传边塞情”（《辽西作》）借边塞苦、缺春衣都得指望洛阳使回中原相告并嘱人缝制的辛酸表达了浓烈的思亲之意。王昌龄的“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表达了远隔万里，思念妻子的无可奈何的哀愁，每一次思念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是真正的带血的相思！“不破楼兰终不还”，固然英雄气概十足，但诗人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痛苦，并没有一味沉浸在立功封侯的幻想中。

5、表达对战争的批判，对苦难中各族人民的同情

频繁的战争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为将者固然可借战功获得荣华富贵，但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士兵却时时面临妻离子散，战死沙场的痛苦。所以部分有良知的诗人有时也会创作一些同情士兵的遭遇，批判战争的残酷与惨无人道的诗歌。杜甫《前出塞》“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诗句，体现了同情士卒、厌恶杀戮的人道主义精神；高适的《燕歌行》也有对边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抨击和对“铁衣远戍辛苦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的同情；王昌龄的《塞下曲》中，同样有“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之类的句子；而李颀则写将士们“年年战骨埋荒外”，得到的只是“空见蒲桃入汉家”（《古从军行》），通过这种强烈反差揭露了君王“开边”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

诗人们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家庭破裂等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发出了反对穷兵黩武的呼声。有的诗人直接把矛头指向好战的君臣：“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车行》）、“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李白《关山月》）。有的诗人还能超越狭隘的民族眼光，对战争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苦难也深表同情。李颀的《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野云万里无城廓，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难能可贵的是，李颀不但同情“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的汉族士兵，同时还看到了“胡儿眼泪双双落”，看到了战争给少数民族带来的苦难。“胡儿眼泪双双落”再用“胡雁哀鸣夜夜飞”来衬托，“胡雁哀鸣”与“胡儿落泪”这两个意象叠印在一起，是多么的钻心刺骨!这种思想境界，是其他具有反战倾向的边塞诗人所没有达到的。

第二，唐朝的强盛为边塞诗的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强盛的军事力量还是广阔的疆域都成就了盛唐边塞诗的繁荣。

1、盛唐空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为边塞诗的盛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唐初均田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势力的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记载颇多，如：“人家粮储，皆及数岁” [1]、  “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2]。杜甫的《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描写了当时繁盛的景象。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说，盛唐的经济发展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外，唐朝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人们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信心。向往着遍览全国各地，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美好的东西，涌起激越的豪情。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唐人对包括边远地区的各地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充满了好奇心，这为边塞诗在盛唐的盛行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

    2、盛唐军事力量的强盛保障了唐朝的和平与稳定，为边塞诗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唐朝的“盛”是唐诗繁荣的根本原因，那么军事实力的空前强大无疑是根本中的根本。军事实力的强大使得统治者真正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唐朝强大的兵力遍布长城沿线，保证了唐朝境内的太平和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根本保障。“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座中殊俗语,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遍能照列卿”（岑参《奉陪封大人宴》）、“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中田。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旧随汉使千堆宝，小答胡王万匹罗”（杜甫《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分别描绘了边疆节度使大宴各族将帅酋长、太守领导各族群众开山引泉以及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的盛况，表现了各民族和平友好的生活。而这些都要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证。

3、唐朝广袤的疆域成就了边塞诗广阔的视野。唐朝的疆域在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至南海（含越南北部,海南岛及附属岛屿），北包贝加尔湖。疆域无比广阔，边塞有雄浑的高山、奇幻的冰川、苍茫的草原、广阔的沙漠、神秘的传说和旖旎的民俗……宽广的地理疆域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充实了人们的生活体验，为诗人们提供了自由驰骋的空间，为边塞诗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取之不尽的素材。于是，产生了象“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岑参《过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塞上听吹笛》）等这样歌颂唐朝广阔的疆土及边塞和平宁静开朗壮阔的景象的诗歌；象“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这样从侧面反映民族聚居的诗歌；以及“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元稹《西凉伎》）、“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这样描写边地物产丰富、生活多彩的局面和各族人民互相往来、安宁和乐的生活的诗句。

第三，唐王朝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氛围为盛唐边塞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解放的时代。唐帝国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唐朝统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贤纳谏。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文禁松弛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以解放，使诗人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以解放，使诗人积极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使盛唐边塞诗的内容及其表达的观点多种多样。于是，唐边塞诗中，有歌颂将士们英勇善战为国捐躯精神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有写边塞自然风光的“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有状写民族风情的“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王维《凉州郊外游望》）；有表现征夫在边塞的艰辛和思乡之情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下长城”（王昌龄《从军行》）；有写闺中思妇的“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有批评封建统治者发动战争的“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王昌龄《塞下曲》）等等。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

第四，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唐代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代表盛唐之音，民族之魂，其原因就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悲壮的豪情，保卫边防的信心，在于它无往不在的蓬勃朝气，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1、盛唐之时，“天下雌韩而雄魏,壮武而柔文”[3],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与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侠尚武之气，特别是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4]。李白《塞下曲》中写道：“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自言“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5]魏颢《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 。高适也“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6]。诵读唐诗，从“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陈子昂《感遇》）中，人们看到了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一切的忠贞精神；从“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岑参 《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人们看到了一往无前、虽死无憾的无畏精神；从“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娑取封侯” （高适《九曲词 》）中，人们看到了横扫敌患、靖定边尘的进取精神。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2、唐人有从军入幕的风尚。唐代科举考试中，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的制度并列[7]，还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幕僚。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入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入幕而谋求晋身之道。加上唐代文人入幕往往可迅速升迁,军幕中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常由士子担任，这大大地激发了他们起于屠钓、风云际会的激情。杨炯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王维有“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岑参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之语。在此风气之下,唐代很多著名诗人都曾亲赴边塞，入幕参战，谋划军机。

第五，民族融合是盛唐时期边塞诗盛行的重要的原因。

1、空前的民族融合使人们对异族文化充满了好奇，激发了诗人创作的灵感，为边塞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丰富了边塞诗的内容。唐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唐朝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建立的，它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8]唐朝通过册封、盟誓、互市、通使、通婚、和亲等方式，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联系。由此之故，唐王朝能够充分接触到汉族以外的各种文化，并在多种文化的不断碰撞和磨合中产生新的文化。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正是唐代边塞诗那种充满异域风情的热烈歌唱得以大量产生的情感和心理基础。也正是这种开放的民族融合为唐代边塞诗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和信息资源，大大丰富了边塞诗的题材，加强了它的生命力。“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崔颢《雁门胡人歌》），“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裘”（岑参《赵将军歌》），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万瓮花门口[9]。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岑参的《戏问花门酒家翁》）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2、民族融合为边塞诗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各民族间彼此注入新的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注入了新的社会价值理念。最重要的是北方民族尚武轻生、报国赴难的精神在盛唐人身上得到了发扬。“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尚武与报国精神为边塞诗植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譬如王维的“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王翰的“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饮马长城窟行》），李颀的“少年学骑射，勇冠并州儿”（《塞下曲》），莫不如此。所有这些，都是民族大融合下北方游牧民族那种尚武报国的价值理念在边塞诗中的反映。

第六，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原因。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边塞诗之冠,也是与唐诗的全面繁荣以及边塞题材诗歌自身的不断发展分不开的。

1、唐诗的整体繁荣带动了边塞诗的创作水平，提高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诗歌现存总量超过五万首，可考的诗歌作者达两千多人，其流派之众多，题材之广泛，体裁之完备，技巧之成熟，描摹人物心态之细致，揭露社会矛盾之深刻，几达空前绝后之地步。使唐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唐代诗歌的这种整体氛围和总体格局，使得作为唐代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边塞诗的创作规模和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提高。

2、从边塞诗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诗经》中已经有了较多征戍题材的诗歌。两汉时期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汉乐府中的《战城南》、《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都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唐人常常歌咏的典故。到了唐代，国力强盛，边功卓著，这种历史意识、社会心理终于得到真正的大发扬，边塞诗也繁荣、成熟起来。成了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

总之，唐代边塞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乐章，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枝独秀的奇葩异卉。它的繁荣及高度的艺术成就，既基于频仍的边塞战争为它提供了源泉，也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文化交流活跃等社会条件的激发；既是中华民族经历两汉大一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至隋唐再度统一而造就的民族心理历程的艺术映现，也是唐代文人士大夫尚武毅、追求千秋伟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精神所酿就；既受唐诗的整体繁荣所带动，也得益于前代军戎诗歌在题材领域、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经验积累。由于它在盛唐空前绝后的成就，而被文学史家视为盛唐诗歌高潮的重要标志。

                                                                                              ——收录入中国文联出版社《新中国教育60年理论卷（下）》

【参考文献】

〔1〕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2〕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0三年

〔3〕马积高、黄均.《中国古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4〕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5〕孙宏年．《四海一家,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M〕. 长春：长春出版社，二00四年．

〔6〕冉文杰.《和谐社会的一面镜子》.《语文月刊》〔J〕.2006年，第6期：P44.

【注释】                    

[1] 见元结《问进士》三

[2] 见郑綮《开天传信记》

[3] 见《全唐文》卷二一四

[4] 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5] 见《与韩荆州书》

[6] 见《旧唐书·高适传》

[7] 见《新唐书·选举志》

[8]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9] 指“花门酒家”，就是回纥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