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摧毁不了学术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之集大成者，继承并发展了中国的传统儒学。他诠释的“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是明清两代学子的教科书，对中国的近、现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学术著作颇丰，“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十卷。”

《宋史》说：“始，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中、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侍之，而惟其言之听。’三人为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诚如上所言，朱熹的学术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经典，又从当时的学术名流中吸取精华，然后自成其说。

正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曾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扼杀，信徒布鲁诺也因之而被焚一样，朱熹的理学（宋代称道学）也曾被当权者称为“伪学”，他的学术信徒们被称作“伪党”。在南宋朝拥有外戚身份的韩侂胄，他又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凭借这种双重桂冠，韩侂胄在官场青云直上。后来因为扶立宋宁宗有功，更深得皇帝的信用。但朱熹从学者的角度却并不看好韩侂胄。当时朱熹正担任宋宁宗的侍读（讲经师），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劝宋宁宗“谨防左右窃柄之失”(防止身边近臣窃取权柄，这近臣就是指韩侂胄)，并利用讲经的机会反复申述。结果，宋宁宗反而听得不耐烦了，在御批中说：“怜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我可怜你老迈，站着讲经不方便，已经调你为宫观官了。）宋宁宗要将朱熹从自己身边撵走，免得耳根儿不清静。虽经丞相赵汝愚等竭力劝阻，但皇帝不听。

随后不久，韩侂胄设法驱逐了赵汝愚，总揽朝政。为报前怨，不断指使人上表弹劾朱熹。《宋史》说：“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朱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监察御史诬蔑朱熹十大罪状，皇帝下诏罢免了朱熹的所有官职，他的门人蔡元定也被发送道州管制。）更残忍的是，韩侂胄的喽啰们对朱熹的学术（道学，现称理学）也横加攻击、侮辱，称作“伪学”。凡与朱熹有来往的官员统统被入另册，编入伪党名籍，或罢或逐。《宋史》说：“刘三杰以前御史论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为逆党。即日除三杰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视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日急，选人余吉致上书乞斩熹。”前御史刘三杰以前攻击朱熹等人是伪党，现在竟然攻击他们是逆党，为此刘三杰被提拔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攻击朱熹的道学派官员结为死党，企图谋取政权，皇帝还将此诏告天下（不由得想到文革中的整人术竟是从这里学来）；有一个候选官员余吉甚至上书请求将朱熹斩首示众。

看看上面的架势，就知道专制权力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扼杀真理的！一时间，朱熹及其学术竟然像瘟疫一样使人觉得可怕！在专制权力的铁腕面前，真理就像一个被几个色狼按在地上的小女孩，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同时也渐悟出中国的所有专制暴君至死不肯放权的原因）《宋史》说：“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歩，稍有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肆市，以自别其非党。”信奉儒学而稍有名望的人没有容身之地；后辈儒生能特立独行、矢志不渝者只得隐遁深山；那些懦弱胆小的儒生纷纷改换门庭；有的甚至改换衣冠，变更服饰招摇过市，以表明自己不属于“伪学”的生徒。朱熹死后，谏官上奏说：“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宋宁宗对此表示赞同。

由上可知，当时对朱熹及其学术的摧残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但学术毕竟是探究真理的学问，而权势只是横行一时的暴力。权势不可能永远毁灭一种学术，这已经是被历史不断验证的事实。《宋史》说：“后侂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号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淳祐元年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周敦颐）、张（张载）、二程（程颢、程颐）及熹（朱熹）从祀孔子庙。”一代儒学传人、理学宗师在经历政治强权的劫难洗礼之后，终于得到南宋当权者的肯定，受到国人尊崇。历史再次证明：强权摧毁不了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