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商鞅文化

 王俊杰 

一  商鞅其人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说的奠基人，政治家，思想家，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贯彻于二十余年的执政过程中，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李悝，吴起的变法活动给与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少好刑名之学”（法家说）。

战国时代，是一个各国征战兼并的时代，是一个唯国家实力论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解决争论的时代。一副兵战当道的社会现实，智慧如孟子，老子，墨子者未能扑捉未能渗透，而商鞅，能拨开纷繁复杂的干扰，直捣症结的关键，抓住矛盾的根本，足见商鞅的高明。到秦国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使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的新秦国出现在西部大地上，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既没有后母戊鼎那么巨大（高133厘米）、厚重（960克），又没有毛公鼎铭文的鸿篇巨章（共刻497个字），更不似许多古代青铜器上饰有精湛、奇丽的纹饰，但它却是文史界无人不知的国家重量级文物，更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商鞅方升通长仅18.7厘米、高2.3厘米、重480克，但它器形完整、刻铭翔实，前后又经历了120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从秦孝公变法时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天下尽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证，同时也充分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

春秋战国，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渐成长成熟，新兴地主阶级在一些国家继续招募人才、聚集力量，并纷纷展开变法，伺机夺取政权。与中原各国相比，秦国地处西北边陲，政治、经济、文化均相对落后，国内的贵族势力却十分顽强，内部矛盾尖锐。直至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继位后，力图强秦，并于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在商鞅的主持下，变法发布的第一道是“垦草令”（即开垦荒地）；秦国地广人稀，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垦。为奖励垦荒，规定凡经开垦的荒地，只要向政府自报田亩数，再由官府核定，就承认为私田。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还将旧有的100方步为亩改为240方步为亩。战国时，农业税早已成为各诸侯国主要的经济来源，土地被普遍开垦，税收必然增加，秦国也随之逐渐走向富庶。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秦国进一步推行赋税制，在开垦了大量荒地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赋税的如实征收，统一度量衡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春秋战国时，度量衡的不统一是很普遍的现象；在诸侯割据的国家，除了国君所颁布的“公量”外，不少卿大夫还设有“家量”，造成度量衡的极度混乱。商鞅为了保证赋税征收的公平合理，统一度量衡必然要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了统一的度量衡，才能为田亩的丈量、赋税的征收提供有力的保证。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和强调对“数”和“量”的精确统计，设“治吏内史”征收土地税，设“少府”征收人头税、手工业税和商业税，还要求地方官吏定期向中央“上计”，包括对库存粮食、垦田和赋税数字的统计等，因为如此，历代对商鞅改革度量衡，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商鞅为了适应变法的需要，坚持改革、健全度量衡制度，为达到“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桶）”的目的，还在每年春秋二季定期对量器进行鉴定。蔡泽对商鞅统一度量衡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商鞅统一度量衡，不仅加快了秦国强盛的步伐，还为以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商鞅变法也并非一帆风顺，变法一开始便遭到旧势力的竭力反对。秦国大夫甘龙、杜挚首先出来公开与新法对抗，他们宣扬“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大有从制度到器具一律不准有所改变之势，并唆使太子驷抗法，想以此来破坏新法的推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商鞅坚持革新，不畏权贵，与保守势力进行殊死斗争，保证了新法的贯彻执行。商鞅统一度量衡对于加强秦国内部的联系，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快秦国强盛的步伐发挥了作用，更为此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三 商鞅文化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坚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已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说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在商鞅变法中，商鞅细化了众多具体的法令，设计到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刑罚制度，酒肉的价格，运粮制度，居住制度，劳动力管理，粮食买卖，音乐服装的控制，军队管理，矿藏资源的国有化，刑狱辩护制度等等相当丰富的法律条例。

这种以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的执政方式，使得商鞅及其所推崇的法家思想，就如一张巨大的网，牢牢的笼罩在秦国之上，深深的渗透进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纲举则目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礼”。

从而可以看出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依法治国这一思想的，为了后来法家思想的行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商鞅也是明确提出性恶论这一法家人性论基础的。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奠基者。

四 用文化眼光看商鞅

商鞅是法家行政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新法，也是法家以严酷的政治原则行政的标本。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曾经夸奖他：“(商)鞅一切不顾，真是有豪杰胸胆!”然而，商鞅对于文化的冷漠，也长期受到了历代文化人的批判。而儒家学者对他的批判，是不可以看作门户之见而予以轻视的。

《商君书》一书里面有大量的颂扬先王政治的文辞。《更法》一篇记载了商鞅驳斥保守派思想教条的最精彩的论说。他说，前世执政各取不同的原则，我们应当遵循哪种原则呢?历代帝王执行不同的制度，我们应当继承哪种制度呢?从黄帝、尧、舜，到周文王、周武王，都是根据当时形势而立法，根据当时形势而制礼。礼法都是以时而定，制令也应当各顺其宜。所以说，管理国家没有一定的成规，只要有利于国家，是不必一一遵照古制的。可见，商鞅虽然反对“法古”、“循礼”的政治陈规，但是又仍然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及至周文王、周武王等先古圣王作为信仰支持和政治号召。托古改制，是中国历代改革通用的策略形式。商鞅作为早期改革家，不能完全跳出先王崇拜的文化禁锢，是必然的。而当时改革领袖理论方面的贫困，也是与法家狭隘的功利思想和实用主义有密切的关系的。
       改革是历史长河的高潮。
      成功的改革家“弄潮儿向涛中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与历代虽然踞于特别高的地位，手握特别大的权力，然而却只会惺惺作态的政治侏儒们相比，他们是真正的伟人。
      商鞅正是这样的值得敬重的大英雄。不过，我们在看他的政治成就的同时，也应当仔细注视他的文化行迹。我们不赞同在描绘历史人物的文化肖像时，或者只用单一色调，或者随意涂抹过于浓重的油彩。对于商鞅的形象，当然因此而失真，也是不好的。

商州曾经是商鞅的封地，如何开发利用“商鞅”文化品牌，为商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笔者认为，我们还是要报着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科学分析，合理利用 ，让“商鞅文化”现象的精髓永存，让“商鞅文化”现象的存异，继续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