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铭肺腑两恩师

　　徐一中

　　我考上初中是1963年，当时校名叫绍兴第三初中，前身是越光中学，后来叫五中、建功中学。班主任是杜殷民老师。他高高瘦瘦，用今天的话来说，很帅很酷，教语文。

　　杜老师的功底很扎实，阐发文义非常准确，讲解非常引人入胜。那时候的语文课文，佳作名篇比比皆是：选自《论语》的《苛政猛于虎》、周敦颐的《爱莲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鲁迅的《故乡》、朱自清的《春》，等等。于我，既是世界观的启蒙，又是心仪学科的启蒙。所以，课堂上杜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我是极大的享受。需要背诵的课文，到今天还能背出来许多。

　　杜老师教了我们三年语文，一直做班主任。“文革”期间，他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受到冲击。一天，听他说起，有人揭发他的名字“殷民”，出典是伯夷、叔齐商亡后不食周粟而死，含义是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盼望国民党复辟。杜老师笑着说，“那家伙倒是有点文史基础，典故没弄错。可惜我的名字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改的，是抗战时改的，已经有证明了。”

　　我们本该于1966年毕业，因“文革”不能离校，耽误了三年，直到1969年才下乡当知青。等于当了六年杜老师的学生。停课动乱，反而增添了我们和杜老师的私谊。我下乡后每次回城，晚上必去杜老师位于下大路杜家台门的家里坐几个小时。谈天论时，无所不及。这份信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极其珍贵。

　　后来，我考上绍兴师专，读的也是中文专业。教学实习上公开课，我选了鲁迅小说《祝福》，教案是杜老师一字一句帮我改定。

　　我读师专时，大二大三的班主任是邹志芳老师。巧的是，邹老师也是杜殷民老师的学生，比我早了十年。高攀了说，可算师出同门。

　　邹老师教的是古典文学。从先秦一直讲到唐宋。我们毕业后，他曾向有的同学说起，当时他上课前，必以数周时间搜集资料，整理各家观点并断以己意，尽可能使课堂内容有基础知识传授，又有学术前沿信息。他讲课激情四射，挥洒自如，又是串讲又是吟诵，大段原文张口就来，衣袖上沾满粉笔灰也毫不在意。板书是右起竖写，古风蔚然。

　　邹老师曾在一次闲时对我和几个同学说：“你们这一届是我去招来的。当时我尽量招录年纪大的，因为你们的机会不多了。年轻人相对来说机会更多一点。”拳拳爱才之心，闻者莫不动容。

　　许是从杜老师那里了解到我家里经济困难，当知道学校要安排几个同学去隔壁攒宫茶场的职工夜校教语文课，有一点津贴时，邹老师便把我也列入名单。许是我在职工夜校讲台上举止还算从容，毕业实习时，有四名同学被安排教高中，我也是其中一个。当然，这些都无从印证，是我私下猜想。斯人已逝，猜想就永远成了猜想。

　　邹老师后来担任绍兴市陆游研究会首任会长，研究成果斐然，曾获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编著《浙东唐诗之路》而获盛名。受邹老师的影响，我在从教之余，也撰写论文，参与学术研讨，忝列绍兴市陆游研究会会员、理事。

　　可以说，我的人生之路由这两位老师启蒙、奠基，指引、培养。没有他们，我可能懵懂无知，浑浑噩噩，一辈子为谋生而挣扎，根本不可能到退休后还沐浴在曾经的学生们的宠爱中。

　　虽然我的两位恩师都已作古，但是他们于我，恩同再造。因此我情愫在怀，不吐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