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目睹人类文明与地球之间从未有过的剧烈撞击。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根本关系已被三个关键因素彻底改变。首先是人口数量爆炸。其次是科技革命。第三个因素最微妙，也最为重要，那就是我们考虑气候危机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

在考虑气候危机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将问题抛在脑后，因为这样做最省事。一则经典故事也许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很少去关注气候危机。故事说的是从前的一次科学实验：一只青蛙跳进一锅沸水，马上跳了出来；同样是这只青蛙，把它放入一锅冷水中，慢慢地把这锅水加热，它只会一动不动地呆在水里，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

全球变暖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也许显得相当缓慢，但与地球的历史相比，这一进程的速度简直是闪电般的。现在，它的脚步越来越快，以至于我们在有生之年就能看到水锅中泛起了气泡。

我们考虑气候危机时表现出的另一种反应，被查尔斯斯诺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即科学理论与人们的日常认知之间的鸿沟。科学越来越专注于知识的精确性，专注于精细地划分其附属的专业。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将科学家的成果转化为简明的语言，越来越难以明白科学家的结论。

除此之外，科学总是专注于从不确定的事物中获得确定的结论，往往忽略了与政治的关联，科学家难以对政治家们发出警报。政治家们则往往将说客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在大众媒体上宣扬的盅惑性观点，与在著名学术刊物发表且经过同行审查的科学研究成果相混淆。

比方说，那些所谓的“全球变暖怀疑论者”，总是引用某篇文章来说明全球变暖目前还是个谜团。这篇文章是20世纪70年代所写，大意是说世界可能会有步入新的冰川期的危险。这篇评论只是曾经发表在新闻性的周刊上，而从来没有在经过同行审查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更何况，发表那篇文章的科学家也在不久之后更正了自己的说法。

科学界对全球变暖是否真的存在，人类是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因，以及其后果是否严重到需要立刻采取行动这些问题存在争议——这些想法不过是人们的误解而已。事实上，科学界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什么重大争议。

《科学》杂志总编辑唐纳德肯尼迪在谈到全球变暖的共识时如此总结道：“在科学界，能像在这个话题上那样达成如此强烈的共识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对全球变暖现象的看法中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错误地认为，发达的经济与保护环境难以两全其美，美国必须在经济和环境之间做出取舍。

这个选择非常困难。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误导，其原因有二：第一，如果没了这个星球，我们要那些财富也没什么用了。第二，如果我们行事得当的话，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无需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

我们传统的但已经过时的环境标准，来源于用错误的思维方式来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真正关系。在汽车工业方面，这些过时的标准被用来帮助汽车公司成功。然而，那些生产出更加高效轿车的公司是成功的。美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深陷困境之中，但仍在不遗余力地出售大型的、低效的耗油量巨大的产品。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商界领导者正带领着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例如，通用电气公司最近宣称要采取新的有力措施，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伊梅尔特解释说：“我们认为环保是不能含糊的。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提高环境质量将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时代。”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些人对全球变暖问题存有误解，他们担心全球变暖如果真像科学家所说的那样严重威胁地球的话，那么我们做什么也徒劳，还不如干脆放弃。令人惊讶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从矢口否定全球变暖问题的存在直接跳到对其彻底的绝望，而根本没有在中间的阶段停留脚步，更不会说：“我们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对气候变暖有一定责任，但也都可以从我做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决定买什么与不买什么，我们用多少电，我们开什么样的车以及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可以在这些中间选择，使个人造成的碳化物排放量减少到零。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索科洛、帕卡拉在深入研究应对气候变暖危机的政策之后得出结论：“人类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理论、实用技术以及工业知识，将会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解决碳化物排放和全球变暖的问题。”依照索科洛和帕卡拉的研究成果，根据已有的可利用技术，能够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1970年的标准之下。

其他国家也已经行动起来。世界上已有132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只有两个发达国家尚未签订，美国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澳大利亚。

当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大步前进的时候，难道我们要落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