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磕绊绊地熬过了五年的大学时光，1970年7月终于迎来了毕业分配。每位同学都十分清楚，这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尤其对于我这个黑五类子弟来说，困难和考验将会额外更多。“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平时行事应该谨慎小心，遇事忍让，“太刚则折”；在重大转折时刻，倘若还是稀里糊涂的，将会“太柔则废”。
父亲的话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人活的就是时间和机遇”，毕业分配在即，它是事关今后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一定要捍卫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前面提及的工宣队祝呈祥师傅，是位烈士子弟，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汉阳汽车配件厂工作。他为人正派，工作踏实，受到军宣队指挥长的信任。由于平时我在学校各方面表现良好，又是篮球队和文艺宣传队的成员，祝师傅并没有丝毫歧视我的只言片语，甚至于还有一点偏爱。
在分配方案公布的前几天，他把我叫至一个避人的地方，悄悄告诉我可能会被分往XX地区。他不认识“郧”这个字，就用手比划着写出来，我一看就知道是“郧阳”。由于祝师傅不分管学生毕业工作，具体问题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他提前告诉我这一点已经非常感谢他了。如果他事先没有透露这条信息，而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那么到时候一宣布就没有一点回旋改变的余地了。
“凭什么把我分去郧阳？”对此我难以置信，内心十分不理解，难道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屈服和认命吗？非常时刻我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一味忍辱退让，不能坐以待毙。我盘算着，准备去找分管学生分配工作的李明谦老师，向他申诉我的实际情况。李明谦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此时学院的当权派都靠边站了，军宣队和工宣队认为他有经验，就让他出面负责操办这桩事情。
李老师住在蛇山上面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我几次去会他，他都不在家里。可能是找他的学生很多，他有些回避，白天、晚上都不见踪影。怎么办呢？
我忽然脑子灵光一闪，心想：你白天晚上躲着不回家，但总不能早晨不起床吧。于是我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天还没亮就起床，早早来到他家门口等候着，一直耐心等到六点钟。这时“吱”地一声，李老师家的门开了，他拿着牙缸牙刷出来，走到外面的水池刷牙，洗脸。事不宜迟，我立马走上前去开口说道：“李老师，我来找您好几次，您都不在家。”
一看是我，李老师有点意外，没有料到这么一大早会有人来找他。他咧嘴一笑，问道：“你有什么事呀？”我开门见山地请求说：“关于毕业分配的事情。听说要把我分往郧阳，请李老师再考虑一下吧。”“你怎么知道分到郧阳的呢？”他那神情，还以为我有什么门路哩。
李老师反问我说：“你家乡是郧阳的吧？”言外之意是照顾家庭关系而把我分去郧阳的。我马上反驳说：“我父母亲40年代时都已经在武汉工作了，他们如今都在外地搞斗批改，一人在大冶县，一人在武昌县。如果按照您说的逻辑，也应该分在武汉或者武汉的东南方向，不应该把我往西北方向分配呀！”我据理力争地说道：“我既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没有搞派性和搞武斗，没有打砸抢，又没有谈对象，成绩优秀，表现又好，为什么要惩罚我呢？”听我这样一摆，李老师无言可对。迟疑了一会，大概是感觉理屈词穷，他的口气明显地缓和了下来：“那你等等吧。”
我后来又去找李老师两次，他始终不吭声，一言不发。当我再一次找到他的时候，大概被我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李老师以商量的口吻对我说：“你有骶椎裂，能不能参加分配呀？”现在回想起来，他实际上是在给我一个暗示，但当时我并不明白，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去申请不参加分配的程序。
后来我才知道，如果因病不能参加毕业分配，最后剩下的“病弱残”就可以留在武汉，当然不可能分到大医院，只能分往基层的小卫生院工作。我有位同学叫曹家财的，就是因病没有参加毕业分配，最后留在了武汉，被安排在水塔卫生院上班。我事后才觉得李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毕竟是为了我好，可惜那时对他的善心我浑然不知。
与此同时，我还获知军宣队准备把蔡得宁和马肇禹分往恩施地区的打算，当即赶忙把信息悄悄地转告给他俩，闻讯后他们立马找人做工作活动，最后都获得了改派。
1970年7月23日，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在学院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就座，由一位军宣队中层领导宣布毕业分配名单。礼堂内的墙壁上贴满了标语：“贯彻落实毛主席六二六指示，以农村医疗为基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等。
礼堂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倘若形容当时连一颗钉子掉下来都听得见，绝不为过。我们全体毕业生一百二十六名同学端端正正地坐在下面，一动不动的，空气里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同学们一言不发，个个心里怦怦直跳，忐忑不安。
第一批名单宣布之后，被点名的同学们规规矩矩地集中至礼堂边的一个角落里坐起来。大家一看就明白是分去郧阳地区的，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从郧阳考过来的学生，还有犯错误或者谈恋爱的人员。
再念第二批名单，明显是到恩施地区的。第三批公布的是宜昌地区的，接着是襄阳的，荆州的，孝感的，咸宁的……这一路名单念下来都没有我的名字。礼堂周边的几个角落里，堆满已经公布去向的同学，此时仍然在礼堂当中坐着，没有被宣布结果的人越来越少。
我心里有一点觉得奇怪，瞬间不由产生了一种美妙的幻觉：“是不是我成绩好，分得蛮好，或许留在武汉的呢？”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低着头，默不作声。最后轮到黄冈地区，大部分的名单都念完了，依然没有我。就在此刻，最后一名派至黄冈的名字喊了出来，念的就是“
XXX”。谜底终于被揭开，我只好乖乖走向黄冈地区那一堆同学中去，老老实实地坐了下来。
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被分配至黄冈地区。没有发配到郧阳、恩施地区，对我来说已经值得庆幸了。
下面再剩下来的人，就是被分配到好地方、好单位的“政治”进步的“先进青年”们了。最后公布的是派往部队医院和留校任教的幸运儿，还有分到一些大型厂矿医院的指标。这些人分配的单位值得羡慕，但我却非常不服气，难掩心中的不满。他们的家庭出身、政治因素好，对于他们来说，可真是天上掉下来了馅饼，充分享受到极左路线带来的福气。这种只论家庭成分和政治面貌，不讲智商和素质的毕业分配“红色泡沫剧”，到此总算结束。
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正是极左思潮泛滥造成的悲剧。中国在那股狂热政治路线的影响下，以扭曲的所谓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用家庭出身左右一切，造成是非颠倒，良莠不分的局面。首先在人才的选择上就没有公平、公正而言，也就必然导致了那个年代我们祖国的科、教、文发展迟缓，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但我又不能不接受这种现实，谁要你的父亲有历史问题呢？无可奈何，只得准备前往黄冈地区报到。即便是这样，有的同学还很奇怪，在背后议论说：“
XXX这样出身的人还分到了黄冈，怎么没去恩施、郧阳、宜昌边远山区呢？”听他们那口气，似乎还觉得我占了好大便宜似的。
就这样，我毫不留恋地离开了这所学校，丝毫没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感觉，因为在这五年时光中，总体上它给予我更多的是压制、委屈、愤恨与无奈。当然，那些给我谆谆教诲的老师与领导，是我永生不忘的恩人，前面的回忆章节中已详细记述了他们温馨的关怀。我平素崇拜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对他那种恩仇分明的个性十分欣赏，甚至称得上顶礼膜拜。可以说我的思维意识和基督山伯爵的心灵一脉相通，如影随行。
此时父母依然还在外地进行“斗批改”，我分别前去向他们一一辞别，向他们报告我分配的消息。我忿忿不平地向他们倾诉，那些分到好单位和留校的人大部分……
父亲听说我分在黄冈，为了安慰我，假装高兴地说：“好呵，你也到黄冈去了。我曾经在黄州读过书，后来又在黄州工作过，这就叫做无巧不成书，山不转路转，看来我们父子俩都和黄冈有缘呀！”我知道父亲是在鼓励我，与其埋怨分得不好，还不如面对现实，随遇而安。
离别之前父亲拿出来一百二十元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从此你就参加工作了。爸爸这一百二十元钱给你，回武汉后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当医生需要掌握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呀！”父亲的话使我意识到这支表的内在价值所在，那时的一百二十元在我眼中就是一笔巨款。我拿着这钱，回武汉买上了一块最时髦的“上海”牌全钢手表，当成宝贝一样地戴在手腕上。
我华师一附中的同学，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杨汉兴知道我毕业分去黄冈后，专门赶往司门口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实用内科学》的书。这是一本很俏的西医书籍，要排长队才能抢得到手，像砖头一样的厚实，书价16元，算得上十分的昂贵。要知道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一个月的工资仅仅才18元哟。
杨汉兴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和我同病相怜，父亲是省水产厅的工程师，估计也有所谓的历史问题。他初中毕业后被分至一所畜牧兽医学校读书，他坚决不愿去农村当兽医，就转行进入武汉重型机械厂参加了工作。他送来这本书使我深受感动，真是雪中送炭，下到农村去正好派上用场。
“终于毕业了”，这意味着我真正意义上的脱离学校，离开家庭，独自一人外出闯事业，闯社会，闯江湖。对于我这位黑五类子女，一名瘦弱的书生来说，将是一场漫长而严峻的考验。圣贤孟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生起点的艰难险阻，痛苦磨练，也许正是以后取得成功的必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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