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云南省高院对李昌奎案回应的公正与严肃性

文/朱衣点头

李昌奎强奸19岁少女王家飞，再用锄头残忍将其打死，接着倒提摔死其3岁弟弟王家红。此案的残忍程度远超此前被大家关注的药家鑫案。

此案去年7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李昌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家属损失3万元。

今年3月4日，云南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过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遂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于是这么一折腾，死刑变成了死缓。而死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迟早变无期，然后再变有期，然后在有期过程中再减刑。这就是中国的死缓。

云南高院二审结果与理由引起受害者家属与公众强烈不满。李昌奎是逃走多天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自首，就算有自首情节，能属于“认罪、悔罪”态度好？另外，李家对赔偿一拖再拖，最后仅赔偿2万1元多元，这是积极赔偿？

在舆论强烈关注下，云南高院说派人重审该案，但今天却看见他们“匪夷所思”的回应。之所以用“匪夷所思”一词，是因为当中漏洞百出，自说自话。如果这是一起娱乐事件也就算了，但要记住，这是刑事案件，不是儿戏。

下面来看看他们所谓的回应。

“对每一个判决，每个人有其不同的理解，法院不能听到哪边呼声大，就倒向哪边。”这是高院副院长的开场白。

这句开场白让我明白，云南高院宁愿与舆论背道而驰，也不愿落下“因舆论压力而改判”的尴尬局面。

由此可见，接下来的所有解释都是为“二审改判死缓”辩解。

高院副院长赵建生先申明此案属民间矛盾，危害性小。并讲了一个案例。在某小区，一小偷通过踩点发现某户人家总是没人，一天晚上他就翻墙进去，没想到遇到出差回来的主人，主人大叫、反抗，小偷拿出事先准备的刀将其杀了，抢了东西逃走。一时间，小区住户家家紧张、恐惧，纷纷装防盗门、防盗窗。也是在这个小区，一对夫妇发生矛盾，丈夫将妻子、岳母都杀死了。而这成了小区住户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指责此男子残忍、不孝顺。一种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另一种是由于民间矛盾、婚姻家庭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

第一种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对民众的安全感有极大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第二种是针对特定对象，社会危害性相对小一些。而李昌奎案中，被告人和被害人两家在同一个村，李昌奎还给王家飞提过亲，因为两家发生了纠纷李昌奎才从外地赶回并实施了犯罪。因此，案件属于第二种类型。

说实话，看完此高人所举案例，我差点骂娘。赵建生在这里暗示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本位与冷漠思想，既事不关己的命案，公众可以忽略它的残忍与危害性。甚至可以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像夫妇发生矛盾，男子杀妻杀岳母这种事，与公众安全不相干，危害性小，不必判极刑。而像小偷偷东西无固定目标，可能危害不确定人群，所以杀人后可判极刑。

这是哪一家的法律？是中国的法律还是云南高院的法律？或者是你赵建生创造出来的法律？

你说这番话时，有没有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考虑过问题？按你所言，男子杀妻杀岳母，他妻子岳母本就该死？

按你的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杀特定对象后再自首，可免死。

好吧，按你的逻辑，来谈谈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一案。城管应该属于特定对象吧？除了城管，他无意伤害其它群体，应该属于社会危害性小的范畴吧？那为何被判死刑？

“我在想，家属是不是非要用杀人来治疗创伤？网络上一片喊杀声是否是一种进步的意识？”赵建生说，“你杀了他，他的家人又来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目前整个社会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同态复仇”意识，而我们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杀、慎杀。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因此，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必然要慎之又慎，要考虑各种各样的东西。

在这里，我必须严重的提醒赵建生副院长一句，你不是传道者，不是高僧。你代表的是法律的公正与严肃。

如果你告诉我，你已经私下信教，或皈依佛门，我能理解你这番话，否则，站在一个司法者的角度，这是一番极其幼稚的辩解。

知道为什么要有死刑吗？就是为了阻止“你杀了他，他的家人来杀你。”更是为了阻止犯罪分子“少杀、慎杀。”

想保护普通公民，想社会中能“少杀、慎杀”，法律严厉的威慑性必须存在，而不是你这番“善言”。

关于网民热议的自首是否成了“免死牌”。赵建生说，自首是刑法的一顶重要内容，一个法定的从轻情节自首的来源就是“缴枪不杀”，战时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是战胜的法宝。而法律上规定了自首，目的是分化、瓦解犯罪，教育改造犯罪分子。

　　他也表示，法律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但不是必然从轻处罚，对一些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可以不从轻处罚。但从立法的目的上来看，是鼓励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李昌奎案中，他确实是有投案情节的，这就要看法官对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判断是否适用自首。“如果自首在具体量刑中必须体现，法律的作用就不能全面发挥出来。”

高院另一副院长田成有说，一个人如果有悔罪之心，能自首、如实交代，就可以得到一些宽容。否则以后没人会选择自首了。“整个社会应该更理性、宽容一些。”

此番言论全是废话，不做评论。

网民们最关注的就是，同是自首，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犯罪情节比药家鑫还“恶劣”，为什么药都判死刑了而李昌奎判了死缓？对此，赵建生说，老百姓将不同的案件作对比，是正常思维，不过法院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原因，确实是个难题。因为法官作为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的执行者，掌握着生杀大权，杀还是不杀？对一个人是否有判处极刑的必要？他要比一般老百姓考虑的多得多。法律不仅要惩罚一个人，也要挽救一个人。

空洞无物，废话一堆。法院都无法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原因，谁才能解释清楚？

“法律不仅要惩罚一个人，也要挽救一个人。”这句话更是苍白无力的辩解，按此逻辑，所有被判死刑的案件都判错了。

在上帝与佛眼中，世间所有人都值得挽救。既如此，何来死刑？但反过来说，有些人，让其早死早超生，未必不是另一种挽救。

副院长田成有说，李昌奎与受害者是邻居，之前有感情纠纷，两家有民间纠纷，其犯罪有一定的原因。法律不是苛刻到1+1=2那种情况，否则就成了概念法学了。他说，一个法官，只要依法办案，合乎法律程序，在法律适用上是可以有探讨的空间的。“昭通中院的一审判决虽然和高院的判决不一样，但是都是本着审慎的态度依法作出的。”

如果一味强调少杀、慎杀甚至废除死刑，会不会让犯罪分子有侥幸心理、放纵犯罪呢？对此，赵建生表示，任何事物有利有弊，只有权衡利弊后选择利大于弊的方案。法学家贝卡利亚曾说过：“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刑罚即使再严厉，如果一个人犯罪后也不会得到处罚，那么严厉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刑罚不那么严厉，但一个人犯罪后，如果无论他逃到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会受到处罚，那么他就认为犯罪受处罚是不可避免的，犯罪时就会“三思而后行”了。

他说，并不是要放纵犯罪，李昌奎也受到判死缓的严厉处罚了。刑罚的威慑力是可以体现的。

重点关注这句话：“一个法官，只要依法办案，合乎法律程序，在法律适用上是可以有探讨的空间的。”

他的意思，法律是可以变通的。这是公然挑战法律的公平、公正，以及案件判决结果的唯一性。此逻辑一旦成立，以后法官都可以在办案过程中，有自己的“探讨”空间。

最高法一再强调，要让每一起案件的审判都禁得起历史的推敲，一个有“探讨”空间的审判结果，能禁得起历史的推敲？

田成有则强调，杀还是不杀，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议，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要以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而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一些，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

没有人愿意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人都有情感，都有恻隐之心。但当一个手段极其残忍，连3岁小孩都不放过的罪犯能被判死刑，我愿意狂欢。

李昌奎案是由高院刑四庭来审理的，昨日，该庭庭长赵林说，他们2007年判的一个案子，跟此案有些相似。20多岁的男子彭某在昆明一酒店做车场管理员，与酒店一名保安是好朋友。但是这名保安在不同场合取笑他，于是他怀恨在心，猛捅数刀将保安杀死。

　　被捕后，昆明中院对彭某判处死刑。他上诉到省高院。被害人的父亲是一名村干部，当时他要求维持死刑。法官考虑到双方都是农民，经济条件不好。做被害人父亲的工作，得知是因为彭某家属从来没出面道声歉，他们是“赌一口气”。法官将这个情况告知了彭某家属。

　　随后，一穷二白的彭家贷款6万，来到法院送给被害人父亲。彭某的姐姐一进门就给这位老父亲跪下，哭着说：“我弟弟给你们造成了伤害，我愿替他赎罪，你们失去了儿子，我给你们做女儿，请饶他一命！”随后，和法官一起买了慰问品、坐了7个多小时车来到禄劝山区被害人家里，姑娘一进去就帮着烧火做饭，像到自己家一样。老汉动容了，随后，写了一份“谅解书”。

法官充分综合彭某的认罪态度、积极赔偿并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等情况，改判了死缓。

“此案彭某还没有自首情节，但是他杀人存在一定原因，还没到非要判处极刑的地步。杀了他两家就要世代结仇，留着他还可以来给这家人赎罪。”赵林说，为什么往往死刑在二审改判，就是因为二审法院有着平衡职能，站在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最高法院则要站在全国的高度来考虑。

赵林所举案例与此案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不知赵林庭长怎会想到列举这个案例？如果智商仅限如此，那作为刑事案件庭长，真是老百姓的悲哀。

例举案件中被害人在不同场合取笑过罪犯，这是有主动激怒罪犯的行为。而此案是李昌奎赶到王家飞家将其强奸再杀死，并将其3岁弟弟一起杀死，两起案件有可比性？

另外，例举案件中罪犯得到了受害者家属的谅解，并写了谅解书。此案当中受害者家属自始至终没有原谅罪犯，而且大量村民签字按手印要求严惩罪犯。还是那句话，两起案件有可比性？

至于“杀了他两家就要世代结仇，留着他还可以来给这家人赎罪”这句话，本就不该是司法人员该说的话。

总结：云南省高院所谓的回应，通篇看来更像狡辩，不仅不具备专业水准，更禁不起推敲。

人嘴两张皮，云南省高院这次是把这句俗语的深意发挥到极致，还把法律的严肃与公正性当成儿戏。

推荐长篇连载：结婚五年：非常规出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