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現代消費社會的台灣，他的行為與文化理想，早已與時代節
拍不合，而愈發寂寞了。剛剛開館的幾年，還有許多人來借書，但隨
著時代愈加世俗化、消費化，那些理論與史學的專著、文化理想的哲
書，已少有人問津，圖書館就常常只見王貫英自己落寞的身影，他開
始喟歎年輕一代讀書風氣的變化，更傷感於世道人心的變遷。他只能
將藏書更大量的贈與出去，以求有更多接近讀者的機會。這種堅定的
理想實踐，雖與世俗消費有一定的距離，但世間理想，本無必然成為
流行，它常常是理想主義者為貫徹生命所做的最後堅持。

王貫英的寂寞與信念，何嘗不是印證著生命本身的價值，應當超乎世
俗之上，而成就為理想主義者的典範！

事實上，王貫英的去世之所以令人有一種難言的懷念，即在於他所代
表的理想主義性格正在台灣消逝。經濟發達後的台灣，圖書本身已形
成消費的商品，它與以往追求知識與經典，尋找生命價值歸宿的目的
，已大相逕庭。大量的資訊被印刷而出，為消費而存在的圖書更成為
出版的主流。然而，大量複製的資訊、偽知識也相對成為現代社會的
另一種特性。當「書」不再是知識與價值的體現，而是消費行為時，
王貫英的堅持彷彿是一種提醒，他重新告訴我們，書仍應回歸為知識
的追尋、文化理想的實踐。

更值得我們懷念的毋寧是他的人格。以大陸山東鄉下成長的孩子，卻
在台灣社會付出一生；以一介拾荒者，卻成就數十萬冊書的捐贈，以
一個平民百姓，卻成就文化的堅持，終其一生，未改其志。在政治上
充滿各種爭權奪利的口水、經濟上充斥著五鬼搬運的金融弊案的此刻
，我們再看看王貫英，更加能體會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生命典範。它
彷彿在訴說著，即使是平凡的、卑微的生命，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只
要有夢，有實踐，它就是一種美，它就是一種典範。

是的，王貫英沒有留下什麼，除了書和生命的典範，但這樣就已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