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件好玩的事吧，这回是我自己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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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麻醉医师除了开刀房的工作外，还负责严重疼痛的照会与治疗。有好几年，那就是我在医院最主要的工作。由于这些疼痛控制常需要使用吗啡类管制药品，因此，我成了使用这类药物常被咨询的对象。

    有一次，一个黑社会老大被砍伤，送到医院来开刀。手术之后，他开始每天睡前注射meperidine 25mg (吗啡类药品)止痛。一个礼拜之后，病房医师担心病人上瘾，决定停掉止痛药。可是这位老大坚持疼痛没有改善，医师不应该停药。双方各持己见，搞得很不愉快。这位老大扬言宣称将来他出院以后，要砍掉住院医师以及主治医师各一条腿，好让他们感同身受疼痛的滋味。医师则扬言要强制老大去烟毒勒戒所。于是这张目的是评估病人是否有药物成瘾的照会单，很快就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来了。

   我拿着照会单走进他的病房。我到达时老大正在病床上静坐。从走廊的小弟到病房内的兄弟的气势，我充分了解他扬言要砍掉谁谁一条腿的话绝非玩笑。兄弟们让我等了一会，直到他静坐完毕，才睁开眼睛看我。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他说。

我问了一些和疼痛相关的问题，并且做了一些必要检查。这期间，除了必须接电话，指示一项行动之外，他都配合得很好。我在他讲电话时稍停了一下，虽然我听不清楚内容，不过我听到他特别交待伤亡的兄弟千万不要送到我们医院来之类的话。

“你觉得我像是药物上瘾吗？”挂上电话之后老大看了我一眼。

“看来不像。”我说。

临床上，吗啡类药物成瘾必须同时具备了生理性以及心理性的依赖的症状才能成立。依照这些标准来判断，生理上，这位老大药物使用量没有随着时间增加，也没有戒断的症状产生。心理上，从老大电话遥控指挥行动的架势看来，他的人际关系，工作行为也没有出现退化或者失调的状况。

“总算听到一句人话了，难怪他们说你是专家。”他看起来有点开心了，”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大家都知道，该我做错的事我一定认，可是明明我在忍痛，不给我止痛，还说我上瘾，硬要栽赃给我，我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没有人会硬栽赃给你的，”我笑了笑，”我们是医院治病，不是警察局办案。”

我调整了止痛药物的剂量以及注射方式，这位老大欣然接受。后来我在护理站找到了主治医师，告诉他我的看法，并且建议再作一些检查，查看看治疗上是不是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病房医师听从我的建议，安排了红外线摄影以及其它检查。他们发现病人骨髓的确还有一些发炎现象，于是决定更换抗生素。

这位老大的进展很快，不到一个礼拜，他已经不需要任何止痛药了。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正下床走动，准备要出院了。

一看到我他就把我叫到一旁去，塞给我一迭钞票。

“这是一点意思。”他说。

我不断推辞，他则皱起了眉头，一脸不高兴的表情。我只好再三解释我不收红包的立场，于是我们就这样僵持不下。

最后是他把我拉到更角落偏僻的地方。

“我们这一行讲究的是义气，受人恩惠，一定要报答，”他为难地看我半天，终于神秘兮兮地说：”这样好了。告诉我，你看谁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