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一位是亚洲电影女星的佼佼者，而正是因为两者的交集才造就了各自的辉煌。2014，张艺谋再次携手巩俐，带来《归来》这样一部被斯皮尔伯格誉为“诚意之作”的作品,，能否再现经典，值得期待。尤其是这样一对颇具影响力的导演与演员组合，曾经，他（她）们的荧幕合作碰撞出的火花影响了一代人的记忆。

《红高粱》

如果人生是一道河的话，对于张艺谋和巩俐这对合作搭档来说，《红高粱》就是这条河的一条细水清流的源头，将中国电影的色彩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此时的张艺谋应当是活跃、充满精神力的，唱陕北民谣，大碗喝酒还有男性的蓬勃，都倾洒在《红高粱》里，而那时的巩俐一样的“中国女人”，她有时羞涩内敛，有时热情奔放，再加上灵性的姜文，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谁能逃脱《红高粱》中那片高粱地，“奶奶”的眼神以及“爷爷”的豪迈。

《菊豆》

或许是因为《红高粱》在国际上过于成功，让年轻的张艺谋像任何成名较早的年轻人一样，无形之中“背负”了沉重的使命感，从而迅速跳出了激情热烈的《红高粱》，走向了《菊豆》。菊豆是一部带有悲凉意味的影片，有人将她和鲁迅的杂文比较，甚至与“铁屋子”进行隐喻对比。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导演，张艺谋试图去对那个时代的现实进行呐喊。值得一提的是巩俐，如果说在《红高粱》里是张艺谋成就了巩俐，那么在《菊豆》里是巩俐成就了张艺谋。

《大红灯笼高高挂》

在中国早期的先锋文学中，苏童绝对是不能被忽视的代表，尤其是他对女性的关注超越了同时代的几乎任何男性作家，而“拥有”巩俐的张艺谋同样善于用电影镜头表现女性的不同，这既是因为巩俐本身所具有的天赋和素养，又切合张艺谋善于用颜色表现的独特的嫁接体，而且从女性的角度来表现人性，更能引发社会的关注，因为中国男权社会背景下的女性更具有代表性。

《秋菊打官司》

我很怀疑张艺谋那一代人是否有着浓重的知青范，如果有，那么知青的经历是张艺谋最大的资本，其实，知青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充满生活意味的话题，在中国，当知识分子的“文”与原始中国乡村的“蛮”冲撞的时候，这种故事总是引人深思。《秋菊打官司》依然延续张艺谋的个人风格，女性的视觉，小镇式的故事背景，文化观念的冲撞，这些看似简单的题材却真实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而巩俐所具有的那种典型中国女性气质和坚强、隐忍的性格，往往最适合来表现张艺谋的需求，很难界定到底是张艺谋去挖掘巩俐的表演潜质，还是巩俐去深度理解张艺谋的镜头表现。所谓“知音”吧。

《活着》

又是一部先锋派作家的剧本。和我本人一样，张艺谋似乎真的很喜欢先锋派。作为中国文坛的另类，先锋派是许多文艺知识型人群不得不读的。他们一方面用自己深刻的思想去表现人，另一方面，他们头脑极富有创意地设置故事背景，因此，这种文字上的速度其实更适合镜头语言的表达。余华的《活着》为张艺谋延续风格提供了素材，巩俐的表演继续，而葛优的出彩让人想起《红高粱》里的姜文。任何一个资深级的或者大牌级的导演、演员，都能意识到剧本的重要性，对张艺谋来说，去改编好作家的作品或许是另一个“源头”。

《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是一部商业片，《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张艺谋走入了中国影视圈的商业帝国，开始寻求票房。从巩俐时代的文艺到商业，张艺谋是“缺钱”吗？或者是需要证明一个中年男人在中国社会需要物质证明自己，不过，张艺谋是成功的，就像他当年发掘巩俐一样，在商业片的时代，张艺谋将最热的明星融入了自己的电影，解决了票房，同时，他又玩票似的在商业片中把自己的电影风格发挥的淋漓尽致。巩俐、章子怡、倪妮这些“谋女郎”在张艺谋的电影里已经没有太多的标签，唯一可以联系的就是导演与演员。

《归来》

钱赚够了，或许回归就是对精神的救赎，而《归来》这样的电影名真的有着太多的意义和令人可以遐想的空间，要知道原著严歌苓的小说名是《陆犯焉识》，我读过原著小说，这部小说里探讨的人性具有开放性，不过，就像《活着》一样，葛优和陈道明成为了张艺谋故事里的主体，对于巩俐来说，从倔强到平静，又何尝不是一种升华，而这或许是张艺谋作为“知音”所要传递给巩俐的吧。就像张艺谋自己一样，从《红高粱》到《归来》，从热血到不屈到商业，从女性到男主，人，总是需要面对另一个阶段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