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轶闻校注》后记
王大生
一、读《东野轶闻》带来的点滴思考
《东野轶闻》,又称《齐东故事》,颇有聊斋意蕴,故又号称“小聊斋”,其作者李炳炎先生生活的年代晚于蒲松龄200多年,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制度与内忧外患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生活于乱世而忧国忧民,屡遭强权而难以施展人生抱负。
他出生于清王朝后期,先后经历了清王朝的灭亡、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讨袁战争与北伐战争,
晚年还看到了日寇铁蹄对华夏大地的蹂躏。乱世之中,他目睹了封建王朝统治下社会底层普通百姓面对旧势力所发出的抗争与呐喊,以及清王朝和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故而青年时期就在孙中山先生的进步思想影响,于辛亥革命前后以教育为阵地,从事旨在唤起民众的秘密活动。他幻想社会的太平、民主与文明的进步、致力于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努力推动当地桑蚕经济,期盼家乡能在此努力下如江浙般富足繁荣。
他虽有满腔热血,用一生的拼搏与抗争,竭尽所能地为社会文明进步鼓与呼,然而换来的却总是屡遭挫折,以至于在强权下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理想。面对山河破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他悲愤和无奈,发出了“颠危大局现悲观,财尽民穷补救难。可惜无才偏代议,不能卖国莫为官”的感叹。
他与蒲松龄的故乡虽有百里之遥,年代先后相距也有二百余年,但两人的遭遇、境地与不幸却十分相似。1920年3月,他在接受委托代理齐东县乙种蚕业学校校长期间,组织在县署礼堂投票选举学校校长一事,就深深体会和感受到了民主被强权的践踏,在心底发出了“有强权无公理,民国伟人大抵如斯也”的愤慨。开始是县长不同意他所推荐的校长候选人人选;接下来是当他按照县长要求提请人选并在选举结果出来后,又因人要求进行了再选;然后是再选结果出来后,竟被人否定并“潜赴厅署考验”,最终出现了“运动得差,各领委任到县”之民主被践踏地结果。面对此情此景,时任齐东县长兰靖畺竟“朦胧支吾”以搪塞(见本书《投票无效》。
又同年8月,县长亲自召集并主持全县选举本县教育官员“劝学员长”的结果,对五十多岁的他伤害可能就更大。四百多人参加投票,他得第一名(157票),
何况县长将得票第一的他“令大众再示表决”,结果“起立赞成者十之八九。”
谁知,这等县长亲自主持的一县之选举结果,竟被“袁厅长受其运动,将履历发回,仍令苏生连任,则合县之投票表决仍归无效。”为此,先生剩下的只有“然有数人专制,民意盖属虚名”的长叹了(见本书《票举无效》)。这都是他亲历亲为,并是其最主要的当事人,前者《投票无效》时是组织选举者,后者《票举无效》时是以绝对优势当选者。无论组织者还是当选者,他不过都是让人在“民主”游戏中被当幌子玩玩罢了。
纵观《东野轶闻》许多文章,可以看出作者面对犹如“病入膏肓”的国家和恶人强权时,就像陷入晋人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所说的“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
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的境地一般。可以说,李炳炎和蒲松龄的人生轨迹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用眼下时髦的话说,
李炳炎是蒲松龄的粉丝或崇拜者。所以社会责任心极强且在内心深处备受困扰的他,当面对社会动荡混乱之残局状态下,激发萌生了撰写《东野轶闻》的初衷。故而“摹聊斋”“仿谐铎”“效颦西施”而撰写《东野轶闻》,藉以传承齐东历史与文化,并和他所崇拜的蒲松龄那般以笔代剑,直指社会之制度的黑暗并藉此抒发情怀也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齐东之名,始自金阜昌年间(公元1130—1137年
)以赵岩口改立的齐东镇(见康熙《新修齐东县志》),至李炳炎的晚年已有八百年左右的历史。齐东镇升镇为县,始于元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康熙《新修齐东县志》),至李炳炎的晚年则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观齐东之名以来的八百多年间,经历了北宋末年由金扶植的伪齐政权及元、明、清三个朝代和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至1958年底。这期间,在黄河没有夺大清河入海之前(公元1855年前),齐东是当时非常富足的水陆码头,东到渤海湾,东南到青州,西南到济南直到中原,北连武定府直到京津地区,
南接章丘, 且有一条官道(台子镇尚有官道、官道里两村)从此通过,交通条件十分便利。山东的布匹等物资经水陆到辽东半岛,又把东北的粮食、药材、木材等物资运往齐东,再转运中原及江南地区乃至全国,所以齐东县是当时十分繁华的富足之地。
基于此,齐东一带的名胜古迹、人文历史、轶闻趣事也就自然的非常丰富多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尤其是自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以后,黄水泛滥,齐东县城陷于肆虐的黄水之中,齐东县县域及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犹如轰然坍塌的大厦,昔日的辉煌在瞬间荡然无存,繁华富足的齐东县被滚滚洪水和民不聊生所替代。面对黄河肆虐带来的灾难,李炳炎曾作“吊旧城”诗一首:“金城围聚压齐州,簇簇楼台绕四周。莫挽狂澜从北倒,可怜胜境付东流。鱼龙悲啸乾坤转,波浪奔腾日月浮。试看当年歌舞地,夕阳天外起沙鸥。” 从诗中可见作者悲凉无奈的沧桑感。
李炳炎出生于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亲历了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后给齐东人民带来灾难最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和与之同时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他自身的社会经历、听到的看到的与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当地民间的各种悲剧以及趣闻轶事等等,都正在逐步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经历甚或遭遇以及所见所闻等逐步的被淡忘,尤其是优秀的齐东历史文化得不到好的传承成了他的“心病”,
此时在强权奴役下难以施展人生理想抱负的他,
借用另一种方式效仿《聊斋志异》和《谐铎》,著成《东野轶闻》一书留给后人,就成了他理想信念的支撑甚或对实现人生理想抱负的寄托。
从他在自序中所说就可以看出,本书主要选择“县自元明建设以来”
的“名人轶事,古迹轶闻”中“足以劝惩后人者”为主要素材;目的是以防因“时以邑乘未修,事关有间,失于文献无征者渐多”,恐“数十年后,即往往传说谬讹,与事实不合”而贻误后人;免得自己再因此产生“惄焉伤之”的担心与困惑。在经过了“搜查邑乘野史与街谈巷议及与人心风化有关者,考证其错误,随笔记录以与吾乡父老秋赛冬烘之际供谈料”的整理过程之后,终于达到“庶使少年子弟得以考古证今于先人,游钓里居不至数典而忘祖”的目的。又,作者在多数篇末缀以的“东野子曰”,
更是点睛之笔,总结和概括的多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或尖锐的社会问题,
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概括全书为“笔耕《轶闻》留千古,考古证今照后人” 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东野轶闻》全书故事区域地点离不开古齐东,内容来源于普通百姓,接地气、诉民生,融故事性、趣味性与史料于一体,力求真实的记录、补充和完善其历史资料或真实地反映记载作者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故某种程度上讲把其当作史料来认识也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另,本书在注重文献价值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与写作手法塑造了许多平民小人物形象,这些小人物以爱憎分明、惩恶扬善、弘扬社会文明与历史进步的主旋律,旗帜鲜明的反映与揭露封建社会制度统治下的罪恶,是其非常耀眼的夺目之处。除此之外,本书引用蒲松龄笔下《聊斋志异》中发生在齐东县县衙内的故事“龙戏蛛”
一文,藉以用来讽刺封建制度下统治者的昏庸,传递和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意愿。
本书还借用清末刘鹗小说中的内容编辑而成《田翠环》《千日醉》两文,虽来源于小说,然其史料性、故事性更有其独特之处,不可小视。如前者《田翠环》一文,用古齐东县城民女田翠环一家及田翠环个人的遭遇,揭露了清政府官员在黄河夺大清河入海的天灾面前,不顾百姓死活地自齐河县以下“修遥堤”,是酿成黄河下游亘古至今最大黄水之灾的罪魁祸首,以至于在刘鹗笔下《老残游记》中被称为“杀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时至今日,围绕田翠环的故事,细读《老残游记》,似乎还可以听到那在齐东县城陷入河水的瞬间,万千生灵在或沉或浮或顺水漂流东去入海时所发出的哀嚎。从这一点上讲,田翠环的故事或《老残游记》就像是一部齐东人民的灾难历史教科书。所以,那时的黄河不是其下游人民的“母亲”河,而是野蛮凶残的“后娘”河。古齐东县城之所以在一夜之间毁于黄河,造成无数生灵涂炭,这一历史事件即是天灾,
更是人祸。
再如《千日醉》,在《老残游记》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涉及到这个故事,足可见本故事在全书中的地位。故事以齐东镇贾老翁一家的遭遇说明了封建制度下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在指责社会制度黑暗与贪官无德的同时,更向世人道出了清官误国,清官害民以及酷吏祸害百姓较其他失职渎职与贪官腐败有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作者借《千日醉》为篇名叙说这个故事,除对旧制度切中时弊的批判之外,更是道出了内心世界对未来社会之民主、
法制、公平的呼吁、向往和期盼,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有其现实意义。
总之,展读《东野轶闻》在其字里行间似乎感受到古齐东县的灵气所在,似乎看到旧社会封建制度下人民所受的灾难,仿佛听到作者面对封建腐朽没落社会制度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
二《东野轶闻》的题材资料来源、成书时间与版本
关于《东野轶闻》题材资料来源。本书题材资料来源在前面已有所提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具有“小聊斋”之美誉的《东野轶闻》主要是靠手抄本,或看过该书的人对其中感兴趣的内容和段落犹如伏生传《尚书》一般的口口相传,到现在已是将近百年,实属不易。随着历史的远去,当今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和知道《东野轶闻》与其内容者已是鲜见。
根据笔者校注之手抄本,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45篇,下册48篇,共93篇。其题材主要参考和来源:一是清康熙二十四年齐东县令余为霖主持重修的康熙《新修齐东县志》,二是清宣统二年袁馥村、赵仁村编纂的《齐东县乡土志》,三是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四是清刘鹗著《老残游记》以及《历城县志》《元史》等书所记载的齐东沿革、历史、地理、人物与曾经发生和传播在齐东一带民间历史事件、故事、轶闻趣事。
更难能可贵的是,《东野轶闻》收录和记载了以上志书、文学作品所未能及的,尤其是自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新修齐东县志》之后至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东野轶闻》
脱稿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二百三十多年间曾经发生在齐东县境域内的历史事件及一些民间口口相传或鲜为人知的具有弘扬主旋律积极意义的,具有时代性、历史性、资料性、故事性、趣味性的人和事,尤其是以作者时代和亲身经历的事件更能或容易使读者产生共鸣。所以该书是集区域性、历史性、故事性、资料性于一体,可读性很强,且有着许多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齐东县志》一共有四个版本,即明正德年十一年(公元1516年)知县萧敬谏创修本,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8年)知县刘希夔重修本,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知县余为霖复重修本,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年县长梁中权主持复重修本。遗憾的是,至民国《齐东县志》开始重修时,除去康熙二十四年《新修齐东县志》外,其明正德十一年创修本和明万历四十五年重修本《齐东县志》皆失传,今虽得知明万历四十五年刘希夔主持重修的《齐东县志》29卷刻本,在北京图书馆(不全,又有交卷)、南京图书馆(胶卷)、上海图书馆(胶卷)有存本(见《邹平县志》中华书局1992年版),但民国时期主持续修《齐东县志》的县长梁中权和他聘任的于清泮、李炳炎等是无从知晓的。无论作者从何时开始动笔撰写《东野轶闻》,至脱稿时(民国八年)其所参考借鉴的主要邑乘资料只有康熙二十四年版《新修齐东县志》和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版
《齐东县乡土志》了。所以《东野轶闻》中所具有史料价值的内容,凡在康熙《新修齐东县志》之中所未载者,有很多都被收入到民国二十四年重修的《齐东县志》之中去了,这是《东野轶闻》对齐东文史的一大贡献,当然这与作者兼任民国《齐东县志》编纂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内容和《东野轶闻》中的其他故事或文献都必将成为齐东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指出的是,若其历史文献中存有差异,还期盼后之贤士能借助文献予以考证并矫正之。
关于《东野轶闻》成书时间。若按照东野子自序落款时间算起,
全书脱稿时间应该是民国八年九月八日(公元1919年10月31日)。这和齐东县长兰靖应李炳炎所请,为其《东野轶闻》书稿于民国己未(民国八年)所作的序《七绝四章》时间相吻合。然,根据《东野轶闻》之“游周村记”“实业偶谈”内容所载考究,其成文时间和“游会仙山记”所载游会仙山时间是“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夏历三月二日”,“投票无效”所载票举蚕业学校校长时间是民国“九年三月”,《票举无效》所载票举劝学员长时间是“民国九年…八月十日”
,又下篇“窝匪”也是民国九年六月之后成文,故可以认为:《东野轶闻》全书是在民国八年,即公元1919
年下半年基本脱稿,并送呈老友兰靖畺县长作序,但这时的书稿应是87篇。在之后的一年间,作者又根据自己亲历亲为的会仙山考察、作为蚕业学校代理校长所组织的齐东县乙种蚕业学校校长选举、自己在兰靖畺县长召集的各界开会公推中被选举为齐东县劝学员长后作废等事件,完成了“游会仙山记”“投票无效”“票举无效”及“游周村记”“窝匪”“实业偶谈”等6篇文章并补充到书中,所以《东野轶闻》全书脱稿时间应该是在民国九年之后,即1920年下半年年底或还稍后一些时间,这时的书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93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民国《齐东县志》所载,兰鸿翥(字靖畺)于民国九年任职于齐东县,其所作“七绝四章”是己未年,即民国八年,时间上与所任职时间相差一年,留待于后考。
关于《东野轶闻》版本。在“东野子自序”中有“厘订次序,
付诸石印”的记载,这个石印版本想必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印刷数量极少,影响了传播,甚至是最后未能进行石印也未必可知。但本书因其鲜明的特色和自身价值,在齐东县乃至周边地区民间以手抄本和茶余饭后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播形式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余之孩童时期便是在大人们茶余饭后的各种神话鬼狐故事、离奇的民间传说熏陶中长大的,后来才知道自己儿时喜欢的那些鬼狐故事与传说,除来自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外,不少是自己家乡当地的一些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东野轶闻》便是这些故事和传说的主要载体。上世纪六十年代,说书艺人在农村生产队场院中为社员说大鼓书时表演的一段名为“黄风传”的故事,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故事主人翁任祖虞为民请愿被冤杀在济南柳行头的描述,都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其头断身不倒的男子汉顶天立地形象还能想起。
说不清从啥时起,寻找《东野轶闻》竟成了心愿。不曾想,冥冥中似有神助,2008年夏,意外地在乡弟张光耀(今邹平县台子镇院新村人,时任滨南采油厂党校副校长)办公室内的小书架上发现了《东野轶闻》手抄本,该书竖排,钢笔抄写,无句点,浅蓝色字迹,上下两卷分装。据光耀讲,本书由其外祖父姜连福老人亲手抄写,1984年自己参加工作时相赠。粗读此书,我方才知道了“黄风传”故事的出处。也是在这一年“黄风传”故事主人翁任祖虞的后人(今邹平县台子镇店东村)因续修《任氏族谱》所需,在网上求“黄风传”故事内容,此时我正在阅读《东野轶闻》,立即复印后挂号邮寄以满足其所需。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对其学习与研究《东野轶闻》的兴趣,开始着手断句整理,并相继发在了新浪网我的“闲鹤居主人的博客”上。
2001年4月,网友井窥斋(章丘人士)将我博客上的《东野轶闻》加注后发于“井窥斋的博客”。一年后的2010年9月15日,我在台子镇参加“黄河与齐东历史文化座谈会”时,见到台子中心学校退休教师刘长顺老师,得知其亦珍藏有店东村姜连福先生亲手抄写的《东野轶闻》一书。该书亦是上下两卷分装,竖排版,
毛笔抄写,字迹工整,无句点,内容格式与前者无二,这是自发现该书迄今为止见到的出自一人之手抄写的两个相同版本。考虑到《东野轶闻》书稿迭经传抄,遗漏、颠倒、错谬之处在所难免,
故总想找到作者李炳炎的后人,期盼能有作者原稿出现或求得其石印版本或其它版本以做补正。
为此,曾访得李炳耀(李炳炎之弟,字星华)先生曾外孙,现退休在家的赵德安(邹平魏桥镇退休干部)先生,并拜托其亲赴李炳炎曾孙李仁棠先生家拜访,不幸的是李仁棠先生已病故,访其家人皆未得到有关《东野轶闻》的任何材料与信息。据悉,李炳炎还有一曾孙李仁和,因退休于济南没有联系得上。后又经滨州学院码头籍三合村的朱汉亮教授,托同乡联系到了李炳耀先生的曾孙李仁卫先生,让人高兴的是李仁卫先生的父亲,也就是李炳耀先生之孙(八十七岁)李玉民老人还健在。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打电话联系李仁卫先生,并拜托他向其父询问《东野轶闻》书稿去向。让人遗憾的是得到的回答竟是:李家人只是听说或知道有《东野轶闻》
一书之事,实皆未曾有人见过书稿或任何版本,恐早已失传。苍凉无奈之感油然而生,只有从手中版本查起。
刘长顺先生生于1939年,台子镇店东村(民国《齐东县志》称柴家店、张虎镇;康熙《新修齐东县志》称张湖镇)人,退休于台子中心学校。说起自己手中《东野轶闻》书稿来,讲述了他从姜连福先生那里听来的信息。他说:红宋村(属今台子镇)宋立成,字玉汝,生于1916年,卒于1988年,年轻时收藏有石印版李炳炎著《东野轶闻》一书。大约在1963年前后,宋立成将此书借给今店东村好友任维峻(中医大夫)阅读,
后又被与任维峻同村的好友姜连福借读后并抄写。有了这一相对真实可信的信息,
结合所见到的毛笔、钢笔版《东野轶闻》手抄本,据此推测:姜连福先生至少抄写了两本《东野轶闻》,第一本是用毛笔抄写,在送还石印版后,又根据自己手抄本用蓝色自来水钢笔抄写了第二本。约在1984年,将钢笔手抄本赠送给时任胜利油田十五中语文教师的外甥张光耀(本《校注》中称《张本》)。
1989年6月,姜连福先生病重之时,又将毛笔手抄本赠送给了经常前去探望的本村任教于台子中心学校的中年教师刘长顺(本《校注》中称《刘本》),同年秋,先生病故,享年90岁。至于宋立成先生所存《东野轶闻》版本来源,已无从考究。刘长顺老人讲:
他曾到红宋村宋立成先生家寻访此版本去向,据宋立成先生次子宋志敏(2015年病故)讲,本书可能在定居于沈阳的哥哥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即联系拜请宋立成先生之女宋英珍女士和女婿刘玉汉(台子镇退休教师)先生帮忙联系定居于东北的长兄,但因其年事已高,且在病中,已无从记忆,其子女与家人未能找到该书踪影。
2017年3月16日,王忠修老师又亲到李码村找到李炳炎后人再次寻找探访《东野轶闻》书稿下落,皆无收获。2017年4月18日,沙里村(隶属台子镇)刘东诗先生告知,大约在1985年至1987年间,他曾从宋立成次子宋志敏之子宋卫国那里借得石印版《东野轶闻》
一读,大约两三年后归还。顺着这条线索,又拜请刘东诗先生找到宋卫国先生,希望能有收获,但一周后刘东诗
传来了与刘玉汉、宋英珍夫妇所告相同的消息。至此,截止目前在笔者资料中说亲眼见到《东野轶闻》石印版本的读者只有沙里村刘东诗先生,本《校注》所注释的《张本》与《刘本》手抄《东野轶闻》书稿恐其可能成为仅有,世人见不到原本及石印本有可能成为了永久的遗憾!
说道这里,我从内心深处特别的感谢姜连福先生。先生自幼好学,因家贫,常靠借书手抄以满足自己所需,《东野轶闻》便是他油灯下抄写的书籍之一。如果没有他的抄写与赠送,或者说如果他把抄写的书稿随便的送给了不懂珍惜历史文化传承的什么人,就可能没有了我们今天的《东野轶闻校注》工作,李炳炎的心血也就可能永久的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其手稿原本与石印版本在哪?是否还存于世?都未可知。但细细想来,有姜连福先
生这两个手抄本也已经是非常珍贵的了。前辈在天有灵,也应该感到些许慰藉了,毕竟他的心血能在身后的七八十年里保留了下来,并因其历史价值而得以弘扬出去,这或许也是前世之缘吧。
三、校注《东野轶闻》的几点说明
现在的这个《东野轶闻校注》版本大约经历了三个过程。
一是句读录入,发布于网络。2008年夏,初见《东野轶闻》
手抄本时,心情非常激动,有突然天赐宝物以富我辈之感。尽管有对竖排版的不习惯和因文章无句读以及繁体字等各种原因带来的阅读不便,以至于读起来磕磕绊绊,云山雾罩,一知半解,但还是心情急切地利用闲暇之余粗粗阅读。
因为有些篇章读得太过于匆匆潦草,甚至是有些似懂非懂或懵懵懂懂的感觉,所以初始只是对《东野轶闻》有了点最初的浅薄认识和大概地了解。不能否认的是,尽管如此,已是被先人们不屈不挠的战天斗地精神所折服,因作者笔下昔日的家乡胜景所陶醉。纵观全书,都不同程度的折射出了作者的“思想之进步,社会之担当,文风之潇洒,为人之刚直,处事之果断,道路之曲折,人生之无奈”,尤其是其在遭遇人生之挫折时展现出的抗争精神,更是让人肃然起敬。这些,都成了我将此书句读整理,公诸于世的信念。
从此,便趁闲暇反复阅读,对感兴趣的文章和段落尤其如此。
先是基本熟悉句读,然后进行录入,逐篇整理。此时,我的计算机打字还是“一指弹”水平,带着老花镜,戳着键盘,看着复印下来的《新华字典》拼音字母,
看一眼戳一下。 一边捧读断句, 一边学习打字录入。有时一个字或一个词很长时间也理解不好, 甚至为一个字、
一个词或一句话搜肠刮肚,反复推敲,揣摩数日,
伤透了脑筋也还是犹豫不决。如齐东县令兰鸿翥应作者之邀写的序“七绝四章”之第二句,“秋风毷氉壮心怀”句中的“毷氉”
二字,“毷”字在原手抄本中是左边“毛”字偏旁,右是上下结构,上是“曰” 下是“月” ;“氉”字在原手抄本中是左边“毛”
字偏旁,右边是“栗”字。 遍查案头工具书及向汉语言文学专家征求意见,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是前人写作习惯与传抄之误使然,
以偏旁左右颠倒,当以“毷氉”
二字为是。当然是否妥帖,还有待将来发现石印版本或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资料之后再予校改。但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儿时家父以“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古诗句教诲自己的良苦用心。是书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谬误,也不同程度地为正确句读增添了困难。年余之后,仅凭借助《新华字典》《古汉语字典》《古汉语词典》《辞海》《辞源》等案头工具书句读的初稿草成。遂于2009年下半年将其发表在了我的新浪博客上(闲鹤居主人的博客)。
二是原文注解,印刷征求意见稿。自己仅凭有点中医古文基础,而忽略了文史、古汉语皆非自己所长的客观事实。何况此时工作忙碌,且已近耳顺之年,仅凭爱好而借闲暇时间句读《东野轶闻》遇到的难度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不知天高地厚的将句读的《东野轶闻》匆匆公诸于世,犯了急功近利的常识性错误。最使我难堪甚或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在网上发出的《东野轶闻》稿存在着除去原手抄本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遗漏、颠倒、错别字等谬误现象之外,更增加了我在句读、圈点时的失误以及在因文意理解与异体字、假借字甚或繁体字等认知方面和缺乏与他本或其他资料互校印证引起的谬误与欠妥,这些谬误或欠妥及存在的问题与文章一起被网友们转载或传播开来,或被引用,或被加以注释,其所出现的以讹传讹现象让我如芒在背,寝食难安。
网友井窥斋先生在他所转载、注解,并于2010年4月发表于自己博客(井窥斋的博客)上的《东野轶闻》赘序中说:“闲鹤居主人不惮劳瘁,句读之,圈点之,后公诸网上。余因幸得以阅焉。”在这鼓励语的后面,先生因为读本存在的问题发出了“慨其遗作有讹,痛其章节含舛”的遗憾、感叹与痛心。所以他才为此“遂不揣愚陋,妄加注点”,寄希望于“唯冀其寿诸枣梨,传之久远”的注释。先生之“慨其遗作有讹,痛其章节含舛”虽非指责于我,但其“慨”“痛”却是因我句读后发于网上的版本而引起,
所以当我面对热心齐东文化的同志和网友们所给予的热心关注时, 常常感到汗颜不安。故此!
便萌生了整理出版《东野轶闻校注》的想法,并先后就此与乡弟光耀、族弟生华和刘长顺老师等进行了沟通。虽当时有此设想,但因工作繁忙和正在着手搜集整理《滨州卫校志》(待出版)资料,故迟迟没有付诸行动。
2011年5月,我离岗后仍继续在闲暇之余搜集整理滨州卫校史料工作,直到2011年底也没能将其纳入日程。2012年春,我再次把整理出版《东野轶闻校注》的设想说与光耀,他给予了高度关注,不顾腰疾沉疴带来的痛苦与不便,借助我从网上打印的康熙《新修齐东县志》、民国《齐东县志》和井窥斋先生根据我发于网上而加注的《东野轶闻》为主要参考,开始了对《东野轶闻》手抄本的整理工作,其在编写格式与文章的组织形式上设【原
文】【译文】【附录】三部分。“原文”部分是参考井窥斋先生网络注稿,句中加中括,括内加注释的形式进行的,在“原文”及“注释”后有“译文”,最后是是附有关文献资料。光耀不会电脑打字,
都是将纸质稿件请他人录入并打印成稿后再交我看,他之辛劳十分令人敬佩。历经酷暑寒冬和三次的校对修改后,我于2014年5月初把这个稿子发给生华征求意见。说到这里,要特别感谢刘东诗先生,他出于对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又恐书稿不能出版而散失,遂与生华商议于2014年底资助少量印刷了这个征求意见稿。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特别感动,在内心深处为其点赞,其善举在激励我们的同时,也为进一步广泛的征求意见提供了方便。
三是文献互参,确定以校注形式成书。经过征求意见,普遍认为《东野轶闻》整理出版工作应遵循方便阅读、传播与普及的原则进行,书名确定为《东野轶闻校注》以下简称《校注》,确立了在编写体例上遵照原书形式分上下两卷,按照【原文】【校注】【译文】【按语】的体例编写整理。不料,适逢光耀腰疾加重,又琐事缠身,无暇动笔。当此之际,余虽知胸中点墨不及常人之半,然虑吾之已逾耳顺之年,不能尽早付梓之虑油然而生,如若失传于吾辈,即愧于先人,又成自己千古之恨。基于此,硬是不自量力地硬着头皮于2015年4月开始了《校注》本的编写。
为了能让梦想成为现实,重点反反复复地研读从网络上下载的清康熙版与民国版《齐东县志》;从网络上下载清末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并从头到尾阅读并录入与《东野轶闻》有关章节内容;查阅《邹平县志》《高青县志》和《齐东县乡土志》;查找其他有关资料和搜读网络中的有关齐东县信息资料。初时,颇为没有作者原稿或石印版本可参照而困惑。焦虑之际,突然想起了何不借来《刘本》(台子中心学校退休教师刘长顺老师所保存的姜连福先生抄写的《东野轶闻》两卷)以与《张本》相互校对,以求不同程度的减少传抄过程之误?于是,即烦请生华联系刘老借得后送我一用。
结果发现这两本《东野轶闻》手稿,确实存在有抄写过程中的文字错漏颠倒现象(详见全书【校注】部分)。经过《张本》《刘本》及与清康熙与民国《齐东县志》《齐东县乡土志》《邹平县志》《老残游记》《聊斋志异》
等有关文献的反复参考比对与校验,于同年底完成了《校注》第一稿,并电脑打印成册于2016年1月4日和31日先后分别送请王忠修、宁治国、关增岭老师审阅,并同时送光耀、生华提出修改意见。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三位汉语
言文学、文史专家都不顾年事已高和工作繁忙,不但在精神上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对《校注》稿更是在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就体例设计、编写要求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逐字、逐句、逐篇的审阅、修改、斧正,提出了若干中肯的修改意见。2016年3月5日、4月10日、5月16日分别收到宁治国老师、关增岭老师、王忠修老师修改意见稿后,遵照三位老师的提出的问题以及修改意见与建议,分别于3月7日至4月5日、4月15日至6月15日、6月18日至8月14日,先后对《校注》进行了逐篇、逐句、逐字的修改。尔后,又于8月中旬至2017年3月18日,重点核对与《齐东县志》有关的章节内容,之后送王忠修老师终审。2017年7月8日至10日,又根据王忠修老师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
从发现《东野轶闻》手抄本到现在,虽然前前后后经过了近10年的时间,但《校注》的整理工作主要是自2015年春之后利用晚上和周末的闲暇空间完成的。由于水平所限,在《校注》整理编写过程中,对有些疑难之处,踌躇再三,也不敢妄断。更有的地方是断了又改,改了又断,所以欠妥或错断错解甚至是有违作者原意之处也一定还有不少,还望诸读者能够多多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于再版时修正。
数年艰辛,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今《校注》工作总算是做完了,以囊中节俭付梓,终使李炳炎先生之心血在湮没人间近百年后得见天日,委实感到欣慰。《校注》的体例设计虽是由我提出,文字校注及整理、录入工作也是由我完成的,但光耀、生华也都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征求意见稿的编写与印刷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本书最终得以顺利完成,特别感谢原山东鲁中职业学院王忠修先生和年逾七旬的原滨州职业学院宁治国先生、原滨城区史志办编辑科科长关增岭先生,是他们不顾年事已高,在关键的时候给了我鼓励、指导和帮助。在即将付梓之际,又承蒙王忠修老师为本书作序,在此一并致谢!
2018年10月
于黄河小区闲鹤居主人书屋
见:《东野轶闻校注》P3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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