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悲剧性  原因

《史记》中，司马迁以持正不阿、公正严肃、敢于求实的精神和态度，以传神之妙笔，朴素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其中以对悲剧人物的描绘最为突出，这些悲剧人物的辉煌业绩，精彩人生以及后来的不幸遭遇，也真实地反映了司马迁以前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英勇奋斗、敢于抗争、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美德。故无论从其悲剧性还是历史角度而言，都颇值得重视。这里，就其悲剧性进行浅析。

          对于悲剧这一概念的阐释，历来在表述上不尽一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就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或恐惧之情”，而这种效果只有通过“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才能达到。② 而黑格尔在其《美学》一书中指出，悲剧的根源在于两种对立的理想和势力的冲突。在此思想指导下，人们一般认为悲剧是通过那些正义、伟大、善良、有价值的东西和人物被毁灭而形成的。②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悲剧理论家斯卡里格对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提出异议，我并不是抨击这个定义，而只是想增添我自己的一点意见：悲剧是对知名人物的不幸遭遇的模仿，它使用表演的形式，描写悲惨的结局，而且用动人的语言来表现。③这些关于悲剧的阐释尽管存在差别，但我们也不难看出其核心思想聚焦于两点，一方面强调“崇高”，另一方面强调“悲苦”，用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所言即“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大千世界，悲剧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然而“悲剧性不是人们对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它包含着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充分认识，积极肯定和热情礼赞”。④

        那么，总观《史记》中形形色色的各个人物，司马迁也正是将如此众多的英雄人物写得异常非凡、惨烈和悲壮，确实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而且“竭力应用比较或对比的力量把感情带到崇高和悲苦的顶峰”。⑤这些悲剧人物的故事非常壮悲，十分惨烈，他们都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站在时代潮流的漩涡中，他们的命运结局各不相同，有的人忧国忧民，忠于祖国；有的人气贯山河，踌躇满志；有的人胸怀大志，功勋卓著；有的人才华横溢，功绩卓著……但却都终遭困辱，不被赏识，结局悲惨，理想的翅膀于此折断，命运陷入了深深的悲剧泥潭。

        屈原一生忠于自己的祖国，一片赤诚之心，却遭流放，可他宁死也不改节从俗，投江而死；李广亦如此，戎马一生，效命疆场，为抗匈事业披肝沥胆，屡建功勋，但最后总还是免不了一场悲剧结局，诚如他自己所言“自汉击匈奴而光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几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人后，吴寸土之得封邑”。倘若如此也罢，而“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又落得个“遂引刀自刎”的悲惨下场，实在是悲壮至极！项羽出身于“世世为楚将”的贵族之家，“年二十四”就参加反秦斗争，巨鹿之战大获其胜，成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身七十多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可以说是所向无敌，所向披靡，然而最后也陷入“四面皆楚歌”的困境之中，免不了“自刎而死”的下场；荆轲急人之难，扶危济困，抗暴抑强，一片侠肝义胆，傲骨衷肠，危机关头，背水一战，虽败而精神令人崇敬，正如明人任福在荆轲墓前的题诗“荒村古庙祀荆轲，立马斜阳感慨多，可惜壮心为国许，堪嗟匕首奈秦何。九泉已负燕丹死，千载空悲易水歌，落叶满庭香火冷，颓垣寂寞翳烟梦”，凄凄动人，表达了古人对这一悲剧人物一片追慕和惋惜之情。还有韩信一生功勋盖世，勇略震主，但却因此而遭杀身之祸……

        悲剧之乡的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基本特征是：它即使在描述主人公遭受苦难和不幸的同时，也往往要以此烘托和塑造主人公的某种崇高精神的不可战胜——悲剧不悲，精神不朽！⑥真正的悲剧不是逆来顺受地忍受苦难，只有不屈于苦难，反抗苦难，在压迫的罗网里拼命地挣扎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唯有这种充满生命力壮伟的抗争，才能显示人生的价值，超越生死，达到精神的崇高—这是悲剧的核心和精髓所在”。 ⑦“悲剧不仅显示了巨大的痛苦，更为重要的是显示了痛苦的方式—抗争，从悲剧人物不甘灭亡、不甘失败的思想和行为中感受到精神的伟大和胜利。”⑧

        悲剧不仅仅表现为悲剧人物时乖命蹇，在生命的长河里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多少坎坷荆棘，也不全在于最终结局是“自刎乌江”还是“抱石投汨罗”，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些固然重要，而最关键的是看这些悲剧人物在惊涛骇浪面前是否勇敢地搏击风浪，在人生道路上是否曾披荆斩棘，不畏惧不害怕，誓死奋力拼搏抗争。倘若如此，即使结局悲惨，也别有一番壮烈情怀，也才称得上是悲剧。

       《史记》中司马迁所塑造的这些悲剧人物，他们遭遇了生活的劫难，在历史的罅隙里谨慎地做事，生活，而最终还是落得个悲惨的下场，以死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给人生画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然不论是屈原、项羽还是李广、韩信以及其他人物，他们都曾有宏伟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即使当理想在现实面前显示其软弱性被击得粉碎时，他们依然进行了勇敢而决绝地抗争，他们是在抗争中走向生命最后的归宿，活得英勇磊落，死得光明悲壮！如李清照评价项羽般“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毫无疑问、没有任何悬念地给《史记》这部作品永远地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悲剧性的烙印。列夫·托尔斯泰在其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写道：“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史记》中的悲剧人物也是如此，他们虽都曾叱咤风云，建功立业，名扬天下，终得一个悲天悯人的下场，但导致悲剧命运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大相径庭，实为“各有各的不幸”。“作为审美基本范畴之一的悲剧性，最基本的内涵是指具有正面素质和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悲痛、同情、奋发等情感的一种审捞匦?amp;rdquo;⑨这不但进一步从理论上证实了“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且在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之所以有悲剧性不可忽视“具有正面素质和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中”这一前提条件。 就是说 ，人物的命运的悲剧性还和“英雄性格”“社会矛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实，倘若以《史记》而观之，不难发现，导致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恰好可以从其“性格”和“社会”层面寻找， 将人物悲剧定位为“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和“英雄悲剧”。

           社会悲剧，其实在我认为，就是这些人物的自身理想以及社会理想和抱负与当时社会制度和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张力所致。其悲剧性的冲突的实质用《马恩全集》里的一句话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尽管他们踌躇满志，胸怀大德，为理想 奔波抗争，然而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南辕北辙，只能导致抗争愈剧烈，距离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愈远，最终惨遭横祸。就如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用于公战，且与和斗，乡邑大治”⑧，然“富贵戚多怨望者”⑧。虽然他变法使得秦国强大，但至孝公死后，又最终落得灭族之祸，车裂之刑。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他怀着救世的精神积极从政，并且心存远大抱负， 周游列国，却无人赏识，不得重用。韩非“善著书”，韩王却不能用，秦王素虽欲与韩非交游，又遭到李斯嫉恨，以毒毒死，终不得施展其才华，实现其抱负。还有吴起、陈涉等，它们都或是从行动上或思想上顺应历史的长流，但总不被容于那个保守、反动的社会，使之理想不能实现，他们的奋斗最终从结果上看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其精神确实是令人叹服，令人敬佩!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性格即悲剧”，由于性格而导致悲剧命运的《史记》中不乏其人。 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并非项羽性格的全部。刘再复从性格二元组合的角度认为“司马迁以他的天才的艺术笔触和罕有的文章气势创造了项羽这个错综复杂的典型性格”，⑩“项羽的性格中有许多相交叉的性格组合单元” ⑩，这一点钱钟书先生汇集《史记》中其他人物对项羽的评价找出项羽多种性和元素的两极对照他说：“言语呕呕”与“暗恶叱咤”，“恭敬慈善”与“彪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好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等，背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 。“这个性格中包括‘善与恶’、‘美与丑’、‘残暴与仁爱’、‘阳刚与阴柔’、‘崇高与鄙俗’等多种性格组合单元 ”。⑩他一方面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如《项羽本纪》所描述“于是项王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巨鹿之战中项羽对形式做出正确判断“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乘！”另一方面又优柔寡断、刚愎自用、沽名钓誉、贪图虚名、鲁莽行事，这也是他败于刘邦的关键坐在。鸿门宴这场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由于他的优柔寡断，一次次失掉了消灭敌人的机会，为日后他的失败埋写了深深的隐患；当有人建议“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他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垓下之战后本“欲东渡乌江”，然又认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与江东父兄八千人渡江而西，今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他贪慕虚荣，将自己的脸面看得重于一切，比政治目标还要重要，只能落得“自刎而死”的下场。

        英雄悲剧在《史记》中也尤具震撼力。他们或为坚守某种信念、追求某种信念而导致悲剧；或是由于社会因素、政治因素而造成人生的悲剧；抑或是由于为报国家或者朋友之恩而情愿赴死。 屈原为了坚守自己高洁的人格，宁死不改节从俗，成为中华民族忧国忧民、坚守节操、追求信念的象征，“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宁溘死以流亡兮，吾不忍为此太也”是其精神和人格的见证。 韩信的悲剧一方面由于他热衷于功名，矜功自傲；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由于社会和政治而导致的悲剧，他的政治理想落后，他虽然在军事上如同巨人，却是政治子角逐中的侏儒。他东挡西杀，攻城掠地的最终目的，就是求得爵禄封赏：“必欲称王，以异于烈侯，……不过欲自尊耳。”而且，如李泽厚所言：“在司马迁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精华的一种很为理想的结合。”儒家返功利的思想和立功名誉天下而不居功求利的道德追求，令司马迁又痛惜韩信的矜才自傲，不能学道谦让，淡泊名利以自保。荆轲燕太子丹之重托，为解燕国之危，“得约契以报太子”而此秦王，虽未遂身死，但豪气和精神令人羡叹!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曾说：“悲剧的基本美感之一即是能唤起我们的惊奇感和赞美心情的英雄气概，我们虽然未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却又赞美他的力量和坚毅。”（史记教程）俞樟华、张大可、安平秋主编 华文出版社)史记的悲剧性也正体现了这一点。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动地历史人物画廊，这些人物体现着司马迁的人生观和忧患意识，他们具有豪迈进取的精神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不甘碌碌无为，追求轰轰烈烈，他们的身上有一种慷慨悲壮的色彩。“我们从中读到的不是失败的挽歌，悲伤的叹息，而是无畏的进取，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快慰。”史勒格尔曾说“人性中的精神力量只有在困苦斗争中，才充分证明自己的存在”， 其实也就是“悲剧是将崇高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史记》不仅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它的悲剧性深深地再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