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巧思点石成金

段奇清

凡是好的文艺作品，都离不开改，人们也就说，“文章不厌千遍改”。其实有的改，只是稍作词序调整，或只须一二点睛之笔，便立意迥然，境界全出。

20世纪80年代末，有出版社编辑为苏叔阳编书。苏叔阳从两个提包中取出一些已经发黄的剪报与复印件，对这位编辑说：“这都是我几十年来发表的散落篇章，就像满地落叶，最后得归置到一块儿，所以书名就叫《落叶集》。”

可要说的是，好些时日过去了，苏叔阳对这个书名仍然很是犹豫。后来，在与苏叔阳谈论俄罗斯文学时，这位编辑突然想到了前苏联著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便说：“书名叫《金树叶》好不好？”“好！”苏叔阳立马就说，“就它了！”

“金树叶”有着鲜明的色彩，也令人想到了阳光的金色，让人觉得温暖、热烈，一扫“落叶”那萧索荒凉沉沉之暮气。人们大凡喜欢盎然春意蓬勃朝气。

1943年2月23日，是在重庆的著名剧作家于伶37岁的生日。同在重庆的夏衍、廖沫沙、胡绳、乔冠华等好友，在一家小餐馆为他庆贺。乔冠华提议，每人吟一句诗，组成一首，送给于伶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大家立即表示赞同。

他们想到了于伶的戏剧作品《长夜行》《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花溅泪》等，便你一言我一语，一首贺寿诗很快就成了：“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写大明。”这首诗形象地概述了于伶艺术成就与人生经历，还将他的年龄、祝寿地点，巧妙地嵌了进去。

散宴后，一行人来到郭沫若处，请他将诗重新书写一遍并装裱。郭沫若看了诗微微一笑，说：“这诗好是好，只是我认为，若求全责备，整首的诗的主题过于低沉。”夏衍笑着说：“愿请高人斧正。”诗便改成这样：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江南春雨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大家看后拍案叫绝。相比之下，修改后的诗，只是颠倒了语序，更换了八个字。如“路不迷”“发新枝”，便使得全诗清新昂达，字里行间洋溢着一派葱茏的盎然春意。

也有只添减三两字改一句诗的，却有着“点石成金”之奇效。如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朱自清改成“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意境大为升华，成了只要抓住当下，人生与生命就有了无限意义！变李商隐的悲观、怅惘，为乐观、昂扬。又如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为颂扬左宗棠植柳绿化新疆，杨昌濬将其改为“引得春风度玉关”；李季的玉门油矿组诗的主标题又将之改为“春风普度玉门关”。改后的诗句彰显出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将原诗在逆境面前“无能为力”的颓丧情绪扫荡无余。

改书名、改诗这样，“改”画也如此。

荷兰画家梵高一度爱上了日本风俗画浮世绘，在潜心研究后，他觉得一些浮世绘也得改。比如浮世绘画家中“三杰之一”的歌川广重，在其《名所江户百景》中，有一景是《骤雨中的箸桥》。虽说该画，“将时间定格在某个无法复制的时刻，尽显大自然的精髓”，可梵高越看越想改。

梵高同郭沫若改于伶的贺寿诗一样，绝大部分依然原样。歌川广重画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部分表现骤雨急至的景像，比如晦暗的密密雨线铺天盖地，桥上，一些头戴斗笠、身着蓑衣，或披着其他雨盖的行人或东或西。大约是要抱团壮胆，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弯腰曲背艰难前行。几位独行者，俯首腰弯几乎成了90度。河面远处有一只小船，渔翁正撑着篙奋力向前。

梵高将改好的画取名为《雨中大桥》。画幅没改，人物也没作增减，他只是在比原画背景显得要亮些的直直雨线中添加了一些或斜或横的雨丝，让人看到了狂风及其力度。桥上的行人腰也不再那么弯，背不那么曲，特别是独行者的身板更直。还有，梵高把歌川广重画中水面的灰色改为绿色。

就是这样不多的一改，带给人们迥然不同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原画给人的沉重清冷萧索落寞之感完全消失。无论是远处蓝色的群山，中间碧绿的水面，还是黄色大桥上三三两两聚集的人群，似乎都有了一种磅礴的力量。究其原因，除了稍稍改变原画中的色彩搭配，产生强烈的效果外，最重要的是狂风骤雨中的行人“直立”起来了。

改就是让作品意境“直立”，而这种直立，是思想上去晦呈明，使得格调高昂，也就令人乐观向上，催人奋进不止……

发表于《新天地》 202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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