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堕落和罪恶，生命被吞噬的痛苦……成为这个时代最触目惊心的词。如果不是当初王杏元先生对陈镇朝先生的影响和鼓励，也许我们就无法看到今天这篇富有深意与寓意的小说。除去作品本身深厚的文字功底，我们从其它层面来品读这篇小说时，多少还是有另一番感触。

一、由表层到深层的叙述结构

首先，由表层到深层的叙述方式。

傅修延在《文学叙述学》中说：“故事的表层叙述结构是历时的, 受因果关系、时序关系的影响、支配，而故事的深层叙述结构是共时平面的, 其构成要素只受静态逻辑关系的支配。深层叙述结构通过某种规则转换成表层叙述结构。深层叙述结构更为简单、抽象。”陈镇朝这部长篇小说以阿佬的人生历程和月兰会的兴盛衰落为表层的叙述，但实际上，由这两条线展开的那些社会现象及所有人际关系形成一个工时平面的深层结构，使得所有存在与非存在的、正常与非正常的现象变得有规可循，有理可依，有线可引。

“当一个人走到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时，究竟往哪个方向走，那一步的迈出，很可能主宰他以后一辈子的命运啊！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一丝可能，阿佬就要鼓励他的学生不能放弃，还要坚持读下去。”从表层的叙述中，我们看到阿佬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好的运气，因为错过一次爱情，接下来，阿佬面对的是固执、敏感、脆弱的妻子，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之间不管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即使在阿佬面对困境时，他的妻子给他的不是支持与帮助，而是另外一层压力与负担。很显然，在最基本的生活中，我们的阿佬似乎已经输给了生活的挑战。但事实上，小说却在深层的叙述语言中，让我们处处嗅到了即使越挫越败，阿佬还是越败越战的生活，这种人性的永不妥协正是隐藏在故事叙述背后的主题。

不像其它小说，为了强调作品的主题或所谓的精神境界，只是一味的重复，这篇小说透过历时的叙事，逐步剖析出来的深层结构反而更为简单和抽象，我们不用为了晦涩难懂的文字或主题苦苦探索，通过人物的命运我们自然而然就读出了作品的精神，这是表层到深层叙述方式所带来的优点。

其次，用主观镜头察看客观世界。

今天我们讨论一部小说的时候，常常是以一种主观镜头去察看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但是，当我们遇到一种无法回避的疼痛时，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叙述姿态去描述这样的疼痛？小说通过零聚焦叙述者的引导,在民间叙事语调的笼罩之下,我们看到了玉港镇这个地方落后的文明状况，同时人物鲜明的个性也栩栩如生，比如阿佬的老实、刻印佬的狡猾、蔡封刀的市侩，小米的执着……但是通过环境的刻画，我们隐约可以嗅到这群人物散发着一股悲剧的气味。小说同时还运用了更多的叙事技巧拉大文本的张力，营构文本更深刻的文化意蕴。作者先通过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手法去重现那个生活环境，并带着我们走进当时的社会。

“历史的脚步缓缓地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此时中国的开放改革政策正在逐步地迅猛地深化着……”在这样缓缓的脚步中，究竟这个玉港镇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化。

接下来的故事似乎带着一点荒唐，可分明却又是真实的生活。“集体企业的那些头头的觉悟，其意识很简单：抢得着是英雄，找不到饭吃是你自己倒霉。当这些混帐后来被小偷、毛贼或抢或劫的时候，他们也会哀叹社会治安的混乱、人心不古。当他们为了一己私利而随随便便把企业广大职工的命运推到生活的深渊之时，他们那一脸的得意，满心的欢悦掩都掩不住，他们那种成功自得的神气，完完全全可使人气破胸膛！”

这个时候，我们不再否认存在的社会现实，既是小说，又是生活。毫无疑问, 小说中大部分叙事文本的素材显示出某种形式的对应关系, 既与句子结构、也与“ 真实生活” 相对应。大多数素材可以说是来自我们生活本身的“ 事件逻辑”（“事件逻辑” 可以界定为读者所经历的自然而然、合乎某种理解的周围世界的事件进程）。正如〔荷兰〕米克· 巴尔在《叙事本文叙述学与人类学的双重透视》一文中所说：“这一对应关系的特征以及对应关系的有效的抽象程度即便在大多数非真实的素材中是一个可以有启发价值的有趣的问题，它们可以使读者面向本文,而不是面向原则的确定、抽象、一般化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 这一‘真实的假设’是一个比较的措词, 一种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理解、或者惊异于真实地构建出来的素材的特征。”例如下面的片段：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正是人类的灵魂是最难于塑造的。塑得好，是阿佬的本份工作；塑得不好，全个社会各个阶层就都对阿佬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了，弄得不好大张挞阀也就可能接踵而至了。”

“社会对教师要求过高，待遇过低，关心又实在过少。而玉港教育界的这帮大小头目，别说他们没有为教师谋福利的认识与能力，倒是反过来常常骑在教师们的头上作威作福，简直比晚清的慈禧还要慈禧！阿佬想。”

因为这世界、这时空的焦点都是属于年青人的。“教育界是一个死水塘，多新鲜的水流进来，也只能等着发臭。你要奔向大江大河里去，以后才能汇入大海。”

经作者这样一描述，阿佬已经不再是玉港镇的阿佬了，毋庸置疑，他是这个时代乡村教师的代表。这个时候历史的声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不仅充斥着作品中的人物，而且也让我们跟着思索起来。本来，教师应该是一个令人尊重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在阿佬的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丝自豪，反而是他对这个职业由喜欢、敬爱到害怕，转而对人生的叹息。

没有知识的人领导知识分子，就像盲人指挥音乐会，最后只是一场闹剧，如此而已。这个时候，作者不再是一个客观者，而是以一个聚焦者的身份，让我们对阿佬这个形象，这个群体多了几分同情，可是更多的应该是对这个社会的失望。可是，如果只是纯粹的失望，那也算不得好作品。一个作家，他做的文章并不只是呼吁，发出叹息而已，更重要的是在叹息声背后找到希望。

我相信，陈镇朝正是因为对未来有憧憬，对教师的尊敬，才不惜笔墨塑造这个阿佬的形象。这个形象除去人物不顺利的经历以外，从内到外，他几乎是完美的。不管是对妻子，对孩子，对亲戚，对朋友，对邻居，还是对自己钟爱的文学，他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怠慢生活的任何一个细节。这样一来，他活得很累，但作为知识分子，他起码一生无憾了。笔者这种叙述目的在于引起我们的思考，是否应该对阿佬们多几分尊重与支持？！很明显，作者是希望我们在对现实进行剖析时，时刻不要忘记寄希望于未来。

二、社会文化与电影文化的互溶

接下来，我们从电影文化这个角度来审视《无法回避的疼》，完全可以把这部小说看成一个影视剧本。首先，《无法回避的疼》浓烈的市民化色彩就像是电影中难得的特色文化。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新世纪的电影文化，中国的观众始终抱有期待。而大量的商业片决不是电影史的一个契机，真正构成电影史的除了经典与无名影片外，更大成分是大众文化电影。但这些类型影片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遭遇着不同的命运。

曾经以“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探讨中国传统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遭遇变化，并以此享誉国际影坛的李安，又以武侠片《卧虎藏龙》满足了中国电影的“奥斯卡情结”，这部在国内并不被一致看好的武侠片，在一些西方国家却推崇备至，充满着溢美之词。可以说，《卧虎藏龙》在海内外的不同遭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文化误读”的富有意味的个案。事实上，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资讯传播越来越普泛化、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文化对文化的误解依然存在。

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需求，促使电影文化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们似乎习惯了影片一开始就陷入情结的矛盾当中，全身肌肉紧绷：华丽的装饰，惊心动魄是场景，激烈的枪战，大牌明星的加盟……无疑，这些可以吸引观众的眼球，但一阵紧张情绪过后又是什么？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思考？这样的电影文化无疑被异化了。上层社会的奢华与颓靡我们看得太多了，而像《霸王别姬》、《黄土地》、《红高粱》、《三峡好人》这些反映小人物和草根阶层的难得的艺术片却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陈镇朝的《无法回避的疼》像一个契机，正好补充了草根派在社会上角色的匮乏。

《无法回避的疼》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壮观的场面，也没有什么大人物的出现，有的是一个落后的乡镇，住着一个普通人民教师，一个含辛茹苦的农村妇女，和一群普通的老百姓。围绕这个乡镇，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出发，贫穷是最基本的现状，在这种贫穷之下，一种生存的欲望促使人们开始寻求生存的捷径。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却陷入更加艰难的困境。

在这里，没有《泰坦尼克号》惊心动魄的爱情，没有《罗马假日》烂漫的邂逅，没有《卧虎藏龙》中漂亮的武侠视点，更没有好莱坞那些激烈的场面。有的是一群老百姓，为了生活，苦苦挣扎。一个普通的农村教师，一辈子为了事业，为了家庭，几乎耗尽了整个身心，凭借对孩子的希望，对文学的执着，在生活的漩涡中，艰苦地活着，可是最终仍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如阿佬；一辈子辛辛苦苦的经营自己仅有的“财产”，如卖菜婆；一些小人利用人们的简单与信任，投机取巧，肆意的挥霍人民的血汗钱，如刻印老，鲍发；……

另一方面，《无法回避的疼》以一个微观的世界讲述社会产生的躁动造成的文化碰撞，这个瞬息变化的世界不能改变历史的脚步，可是每一个历史的脚步却由万万普通人物的生命接连组成，或喜或悲，在这里，更多的却是酸楚的眼泪。蓝灰色的影调构建起来的背景中一种庸常得甚至有些乏味的生活，物质的困窘中青涩而敏感的青春岁月，普通人的梦想和情感在此处无从谈起。因为，时代的变迁当中，人们并没有找到生活的出处。作为草根阶层，他们在底层拼命的挣扎，凭着仅有的力气与理智，仍然没能改变短暂的生命状态。作者通过一幅幅富有生活气息的画面，表达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毋庸置疑，这部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你可以说是陈镇朝的，也可以说是玉港镇的百姓的，总之，它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这两块大招牌惊醒了玉港人还在沉睡的思维，难道玉港的历史走到这里真的要变了——这两块招牌标志着玉港镇历史的转折……”你可以理解是玉港镇的历史在发生转折，但假如你懂得作者的心意，就明白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沉睡的难道仅仅只是玉港镇的人？改变的难道仅仅只是玉港镇？难道两块新潮的大招牌就真的预示着玉港镇的历史开始有了转折？如果你真的进入小说当中，自然会有另外一番解读，这正是作者想要的。只要走进去，才能看到另一个世界。就像电影一样，不要以为画面呈现的就是主题，真正的主题是在细节背后隐蔽着，是你用眼睛看不到的，只有用心才能感悟到。

《无法回避的疼》的人物，可能显得有点苍白无力，可是，这些苍白却泛出另一种光辉，是深刻的人性光辉，也许是暗的，冷的，也许是暖的，亮的，不过，更多时候是痛楚的一道光，以反光的那一面，强烈的刺激着你的眼球，让你们也无法回避这样一种疼痛。

这个世界的我们充满欲望，作者笔下的人物，无不宣泄这各种欲望。只是，除去最基本的生存欲望，更多的是权利、金钱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泛滥时就使得社会出现了危机。危机一出，必定有些人成为社会的牺牲品，于是，阿佬、倪玉、小米、萧白、葛花等人成为历史的垫脚石，更为可悲的是一些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人们在现实社会的困境中企图突围，可这雾中的风景犹如致命的诱惑，让这些人看得到，却永远也触摸不到。作者借这个底层的背景和草根人物，与我们进行一次人性的讨论。作者用他对社会的深厚的解读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宏观开阔的文化视野为我们折射多维社会的模型。这个时候，小说中社会文化形成的电影文化又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

三、地域文化色彩对小说的影响

关于地域文化，汕头大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部刘海鸥曾说，“所谓的 ‘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是地方人民的思想、精神的重要载体。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而且都利用自然优势，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粗犷的中原人士在不经意间来到了充满诗意的江南，发出的不仅仅是一声声惊叹，接着便开始享受与挖掘这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是的，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生命形态，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的乡土意识和乡土文学。通过对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探源和梳理，作家们为我们展现的就不仅是一种文化表层的再现，而是透过特定的文化渊源，选择创作的风格，通过不同类型的乡村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为我们阐述一种生命的形态，人性的思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环境，竟是如此的不同。在“地域文化—乡土小说—生命主题”理论框架中,“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四个作家群体——浙东作家群、湘楚作家群、巴蜀作家群、关东作家群及其创作文本,均对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乡土小说的生命主题进行了历史性观照,发掘出了乡土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

江南典型的文人汪曾祺用朴实、干净的语言将江南的文化为我们娓娓道来，平实的语调是江南呢喃的细语；沈从文诚实的心灵，让我们走进了一个奇异的湘西世界；池莉深入生活，笔下的武汉到处充斥着实际文化；萧红用生命痛苦的记忆，让我们看到一个别样的向先进文明呼唤的呼兰河。地域不同，形成的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以上作家所呈现的城市文化早已成为熟悉，而陈镇朝却在他生长的地方——潮汕地区，慢慢回忆与阐述一种无法回避的疼痛，似乎在给我们某种预告。

其次，方言是这部小说特点之一。很多优秀作家由于眷恋或者是因为熟悉，在自己的作品里难免有意或无意的使用方言。所以，潮汕话在这部作品中，时不时的出现。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作家要选择方言，这还因为，“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华）。”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方言与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方言词语的有选择的使用对增强作品的地方色彩、塑造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丰富作品的人物形象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熟悉的作家老舍和王朔为我们展示了一卷卷京都风俗画，与他们熟练地掌握北京方音有密切的关系。刘震云《手机》中的人物对话较多地运用了四川方言、河南方言，恰如其分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我们熟悉的《红楼梦》中，除了主要用北京话作为主要写作语言之外，还有不少南京、扬州一带下江官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成份。这些创作实践表明,这些作家都是通过运用方言来增强作品语言的表现能力，反过来又通过他们的作品把某些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词语介绍进了民族共同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我们来看陈镇朝小说里面这些句子：

“你真够刺母？”

“你好马我们俩一对一，到下面决个生死如何？”

“嘴甜甜，背后藏把老勾镰。”

懂得潮汕方言的我们读起来是如此熟悉与真切，不懂得潮汕方言的读者或许会受到这种奇异文化的吸引，就像我们读汪曾祺的小说一样，虽然不懂，可是在他朴实的话语中我们却对一种异乡文化饶有趣味。同样，陈镇朝的小说也有这样一种魅力。

再者，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有着自身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和深刻精神内涵, 糟粕和精华任何时候都是并存的。我敢说，一种地域文化如果只有精华而没有糟粕，那么它是匮乏的，缺乏旺盛生命力的。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帆风顺的事情总是容易让人淡忘的，而只有矛盾，只有痛楚才让生活更加深刻。人所共知, 潮汕文化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勿庸讳言, 像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精华和糟粕一样,潮汕文化中有朴实，可爱和人杰地灵的一面，也有它过时的、守旧的、保守的和惰性的一面。陈镇朝笔下的玉港镇，让每一个熟悉潮汕文化的读者嗅到浓浓的乡土气息，让不知道潮汕文化的异乡人从文字中，从文字中的文化，逐步认识这个地处中国南端的水乡。

“游花灯，游锣鼓是潮汕老人童年时或青壮年时所经历过的最盛大的节日，这件事又一次唤起了他们的童心，唤起了他们的美好回忆。”游锣鼓、游花灯这些民俗活动在某些地方由于各种社会或时代的原因已中断很久了。“现在因为游锣鼓、游花灯使这些被人遗忘的老人们又被人记忆起来、重视起来了。”锣鼓声声，勾起的不仅是潮汕人心中的一丝丝记忆，更是引起异地人的好奇与在这一种好奇驱使下的进一步探索。这个时候“人们骤然发现，原来老人们还是有一些用处的，原来他们的存在还是有一些价值的？”这些价值体现在他们对文化的珍惜与再现。

在叙述一个时代变迁的同时，还到处弥漫着浓厚地域文化。让了解潮汕文化的人重温历史，让不了解的人了解这样一个地方的有趣的历史和民间传说。

“桑浦山乃粤东名山，横跨潮州、揭阳、汕头三市，方圆百里。风门径是进入桑浦山的必经门户，是桑浦山四道古径之首。径顶是一片平坡，左右连接二山如门闩，这里因终年山风不息，故称风门径。这是古代潮州府属下的海阳、揭阳、潮阳三县通往潮州府城、省城的古官道，地势极其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古庙前那株古榕的由来，“虱母仙”的传说，“出花园”的成人礼俗，潮汕特色的粽子等等成为潮汕文化的资源。我们得从这些历史沿革、宗教信仰、饮食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审视古老的潮汕文化。我们在为潮汕文化的博大精深所深深吸引和震撼时，只有通过探索和思考,才能让潮汕族群在艰苦落后的生存环境中得以不断发展。

潮汕子女从小就受到了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熏陶, 在接受了一般的学校教育之外, 还受到了严格的地方风俗习惯和伦常道德的训练, 潮汕男女老少从小就对一系列的中国传统文化礼教烂熟于胸, 并奉为圭臬。潮汕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正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 潮汕妇女素以温顺、贤惠和忍耐而为人称道,更成为中国男人心目中老婆的首选对象；潮汕男人聪明，能干，在当代才俊中，文有国学大师饶宗颐，商有经济巨子李嘉诚等等。而在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双重影响下, 潮汕人曾经是男性以讲义气重信用而闻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弘扬, 构成了潮汕人艰苦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的深厚文化背景, 也是潮汕族群得以在艰苦环境中生存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小说要告诉我们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潮汕地区有过因诚实丧失带来的切肤之痛。但他们也较为深刻地认识到, 这种情况的出现, 绝非潮汕文化的“原罪”, 更不能代表潮汕人的全貌。诚信缺失的滥殇只是一小部分胆大妄为的人在追求个人或局部利益时的举动, 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制度的缺位和法律规则的不健全。于是，小人从中作梗，并以无耻的行为取得“成功”。而这些成功是建立在欺骗之上，欺骗的对象是天真、愚钝与贫穷的老百姓。生活的窘迫使得底层草根派破釜沉舟，这也是“月兰会”得以发展、全盛的原因；而制度的不完善，人的自私与落后则是“月兰会”倒闭，人民生活更加贫苦的根本原因。

虽然最后是坏人得到坏报，但那只是出于我们对于生活的一厢情愿的期待，好人和老实人的现状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变。阿佬这个失败的英雄一生潦倒。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混了几十年，未能谋得一官半职；反而是他的学生，要么成为他的上司，要么成为官府人员，两者形成极大的讽刺。经济上，人家一个普通老师，上的课少，拿的工资一两千，而阿佬这个兢兢业业，日夜加班的老师，却每个月只拿四五百块，后来更是因家庭涉足月兰会，导致倾家荡产，一生负背债之名，不知是对阿佬这样的老师的嘲讽还是对社会的嘲讽。整个教育界，正如阿佬思考的那个问题一样：这最后伸出援手的不是阿佬现在所在的单位——学校，更不是他服务了几十年的教育界，而是他的少年挚友于秋。想到此，阿佬就很寒心。他开始对他以前尽心尽力服务的教育界产生了怀疑：

“我把一切都献给您了，您能保护我吗？您能让我安心教好书吗？”他也开始对学校的教育乃至他自己的教育方式产生了种种质疑：“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是否脱节呢？”

“长期以来，我们早就忽略了怎样去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忽略了怎样去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有意地尊重少部分成绩较好的学生的同时，很可能无意间却伤害了大部分学生的自尊心，甚至在无形中教给了他们一套与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截然相反的方法方式，使它们贻害于社会？我们的教育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呢？”

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一个虚无的“月兰会”可以这样的大面积的影响整个镇，可以导致那么多“家破人离”的悲剧。读这个小说时，不由得想起余华的《兄弟》，兄弟两个人的命运是整个社会现实的缩影，人们从中看到可笑之处，但更多的是悲凉、酸楚与无奈。有些人不劳而获，有些人一辈子劳累，没占到半点便宜却从来都生活在苦难当中。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嘲讽。这个有点灵气的地方，因为它的闭塞，一步步将自己陷入瓶颈，寸步难行了。

在神圣的爱情上，阿佬也有过深刻的爱，无奈只是昙花一现，而他错失的不是一次爱情，而是整个人生的幸福。一个家庭里，夫妻俩没有爱情的基础，没有共同的话题，生活早就注定了悲剧，何况，阿佬面对的是倪玉这样一个“一根筋”的女人。阿佬与老婆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是他的生活和精神孤独一生的直接原因。儿女和文学成为他整个人生的支柱。这样单纯的信仰却也实属无奈。阿佬的一生，是整个农村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群体的人生苦旅的缩影。像艾铭、宁导颛这样的社会人渣，他们吞噬的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而是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大家开始人心惶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原来那个淳朴的乡镇，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模样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已经慢慢地潜移默化了。

作为一个好作家，他除了写好文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站在一个人性的位置，关心底层社会和草根阶层，窥视社会的弊端，以一个负责的态度，指出污点的同时担当起拯救的角色。即使明知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始终以“匹夫有责”的姿态，呼唤沉睡的灵魂。而这个，或许正是陈镇朝写这个小说的目的所在。

（原文发表于《揭阳作家》二零零九年第一至二期合刊本，入刊<<作品>>网络版二零一一年第十二期文学评论专刊）

作者简介

且东，曾用笔名傻正，原名陈崇正。1983年生于广东潮州，在《中国作家》、《山花》、《北京文学》等纯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近百万字；著有《折叠术》、《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等多部；曾获东莞年度文学传媒大奖、梁斌小说奖、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作品曾入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联合报文学奖终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花城出版社《花城》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