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琐忆

　　陈镇朝

　　 一九七零年，我和同龄人高唱“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壮歌离乡赴琼。

　　当时的政治气候，理论认识是批判知识，否定读书的。再说也无书可读，除了毛泽东，鲁迅，八个样板戏，也就只有一部《金光大道》了。古今中外的文学遗产都成了封资修毒草。毒草自然是禁读的，既然禁读，要借到此类书也非易事。

　　一九七四年春的一个星期天，我跋涉三十多里去访一位朋友，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本《人民文学》(期数已记不清了，内容上我还记得住的是里面有刘厚民的一篇小说《山重山》)。这本旧杂志朋友是借来的，我自然又向朋友借，并保证在下星期天奉还。归途中我搭上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我坐在跳跃颠簸，咣当咣当震响不绝于耳的手扶拖拉机车斗里，竭尽全力保持身体的平衡，起起伏伏地读着这本书。途经团部时，恰恰被团政治处处长发现，书即时被他没收。他说这是毒草，不准看；且再三追问杂志的来源，后来他还打电话给连队领导要他们教育我提高觉悟……总而言之，那年月的读书，基本上还是属于地下借阅的形式，借和被借双方都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

　　现在书籍内容之丰富，读书条件之优越，在那时我们是连做梦也无论如何都梦不到的。

　　长斯的坚持不懈的广泛阅读，充实了我那苦涩的少年时代和单调的青年时期，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积累了语言功底和文学素养，为我后来在文学道路上的跋涉奠定了较为有利的基础。

　　几十年来，我竟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籍成了我真正的良师益友，真真正正与我“朝夕同欢聚，亲密共携手”，和我共同历经种种劫难，并将与我一同走向辉煌的明天!

　　1997.04